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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

此时的孟绍原，身上又多了一个新的职务：

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上海分部主任。

这是一个成立不久的政府组织。

其任务为：

不惜一切代价干扰日伪广播攻势！

在抗战前线，日军常组织播音队来配合作战。

1938年12月，日军在上海编组播音队两队，每队辖3个班，每班配播音机6架，由牧野芳秀大佐与泽田尾助大佐分别担任队长。

他们乘船经湖北武汉转往前线开展广播工作，借以动摇中国士兵的抗战决心。

除此之外，日伪还经常盗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的频率，造谣惑众。

面对日伪的广播攻势，中国广播机构奋起反击，用各种无线电设备对日伪广播实施干扰。对于干扰无线电电波的原理，国人在数年前便有认识。

中国的广播电台在全面抗战前有100座左右，但除了功率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的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外，其他电台都微不足道，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战火一起，几乎损失殆尽。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迅速利用内迁的广播设备，在湖北汉口、云南昆明等地建设广播电台。

随着中国的广播力量不断增强，各广播电台开始用多种语言对国内外开展宣传，对内鼓舞民心士气，对外争取他国支持。

在广播干扰方面，添置了部分专用的广播干扰机，一些大的电台采购备用的广播机，在需要时即可充当干扰机。经过几年建设，中国有了干扰敌人广播的能力。

1940年3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中，主任委员陈果夫提出《干扰敌伪电台广播谬说案》，建议各电台联合对日伪电台实施干扰。

该提案经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立即分函各相关机构，并得到鼎力支持。

8月，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潘修睿到达上海，指导监督上海广播工作。

军统局上海区电讯科科长虞雁楚被任命为其助手。

孟绍原对广播工作虽然是外行，但亦下令，不惜成本，协助其完成工作。

9月中旬，潘修睿、虞雁楚联手，首次对敌广播进行干扰，但效果不太明显。

随后，孟绍原赶赴南京，组织丹阳起事。

10月，全新的由欧美进口，转经香港的大功率干扰器、广播机运抵上海。

上海广播事业筹备处工作人员亦增加到五十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