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道德、智谋，放在当下没有任何用处。现在是个谁拳头大、谁力气足谁能赢的时代。

赵维桢当然知道韩非写了什么，她也是特地找来了对方的论述阅读过的。

但她偏偏做出不苟同的样子：“说得容易，可要练出一把子力气又该如何做呢？”

嬴政：“自是以法治国。”

少年国君很是满意地回应：“公子非亦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这与夫人当年教导寡人的，不是一样的么？”

确实如此。

在历史上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整理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治国体系，对结束乱世，甚至是对后世千百年的法律法治基础都有着深远影响。

但只是如此，他还不足以受到秦王政的赏识。

赵维桢知道，秦王政之所以如此高兴，就是看中了韩非的这一番话——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以此奠定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

韩非认为一国之主理应掌握绝对的权力，他应有立法权，法掌握于手，且要以术造势，平衡朝堂，乃至天下。

他主张中（）央（）集（）权，支持依法治国，甚至是言及带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这都和少年嬴政与赵维桢的思路不谋而合。

而最可怕的是，赵维桢接受这些，是因为她骨子里是个现代人。

可韩非不是，他生于这个时代，却看得比这个时代更为长远。

如此天才，说一句恐怖都不为过。

“寡人很欣赏他。”秦王政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之心：“夫人觉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