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闻言，似为郁闷地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只能，能说是，”韩非说，“天不作美，偏偏要我生在，在韩国。”

“那又如何？”赵维桢直接道。

韩非猛然抬头，重新直视赵维桢的眼睛。

赵维桢想了想，也跟着放下酒杯。她极其认真地开口：“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能选择自己走什么路。公子应该知道我今日是来做什么的吧？”

韩非颔首。

“本以为君上为、为责难而来，”他回答，“若不责难，则为招揽。”

“是。”

赵维桢也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如果公子生性仁厚忠诚，我决计不多言，还不够我浪费口舌的呢。孟隗向来尊重忠君爱国之人，我做不到，只能憧憬其高尚廉洁。但依公子的文章来看，我若这么说你，反而是在骂你。”

这普天之下，大家还都是想当君子的。

赵维桢这番话，反倒是说韩非不是个君子。

这不仅没让韩非生气，他反而是失笑出声，面上的抑郁也挥散几分。

“君上所言即、即是。”韩非认真道：“非不愿做仁厚之人。”

“公子不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真心实意，”赵维桢继续说，“也不相信人性本善，甚至觉得这普天之下皆为愚民，需要轻罪受重刑作为教化规训。”

前人为法家做理论与实践基础，而韩非则是将所有法家理论整理概括，不仅是集大成，更是推向了一个极端。

但这样的极端，偏偏是符合时代发展的。

“中原都说秦国为虎狼之国，可只有虎狼之国才能明白你的想法，才能实现你的国策。”赵维桢又道：“孟隗看来，眼下公子非的问题，决计不是公子为韩国公室，不可为秦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