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一言,让赵维桢不禁挑了挑眉梢。

青年公子不善言辞，但这不意味着他惧怕表达。赵维桢不说话，就是要他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因而韩非动了动嘴唇,迅速整理好自己准备说的话语。

“历来的秦王,需要的,是一把刀。”韩非放缓语速,一字一句地慢慢说：“国君、君需要的是执行人,而非统、统筹者。昔年孝公有商君,且只有商君，但今日不同。秦王有君上,有吕相，有通古，有诸多将领。有无公子非,于秦、于君并无影响。”

这就是要同赵维桢分析秦廷局势的意思。

赵维桢饶有兴致地侧了侧头。

说实话，赵维桢不是很明白为何他坚持不事秦。

对韩非而言，他不是李牧,不是屈子，不屑于忠君爱国那套。韩非是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他只在乎自己的主张能否实践。

与秦而言，他为韩国公子，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先秦时代，身为公室后代而去其他国家做事的人太多了。单论秦国,商鞅姬姓公孙氏，他不仅是卫国公室,甚至与周王室也是实打实的亲戚；后亦有昌平君,即为赵维桢送回楚国的公子启,也是一度在秦国坐到了相国之位。

更遑论公室之后，尚且本身为士人。诸如张仪、李斯这类寒门士子，在各国都没有任何靠山与仰仗，仍然能投到贵族门下做食客，以个人才能最终获得国君赏识与支持。

所以赵维桢思来想去，只能说韩非放弃事秦的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

而在于他自己分析之后，觉得没路可走。

“公子是觉得，”赵维桢回应道，“秦王不需要你。”

“通古比我更、更擅长为臣。”

韩非说着，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