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前两步，让他更加靠近皇帝，这才压低声音道：“要想增加税收，除了开矿就没其他办法了。”

听到魏广德给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居然是“开矿”，隆庆皇帝眼睛立时就瞪大起来。

如果按照后世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

因为有矿就意味着增加就业机会，还能多缴税收，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当然，开矿后，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开矿时间愈久麻烦也就愈多。

可看明代的历史，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百姓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纵观明史你就会发现，在明朝矿工造反之事屡见不鲜。

当然，那位最喜欢开矿征税的皇帝还没有登基，所以当下朝廷的矿税不多，因为大部分矿洞都在正统年间，由明英宗下旨封闭矿山。

后虽然朝廷为缓解财政压力，让一些矿山重新恢复了开采，可规模都不大，产出有限，而民间私挖乱采矿山盛行，不仅浪费资源，更是多次引起矿民作乱。

中国地大物博是真的，在这片土地下埋藏着无数的矿产资源，开采出来变现，当然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但是在明朝建立之初，明朝的皇帝似乎都对开矿有极大的戒心。

开国不久，明太祖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那就是“（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

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更有坏处。

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虽然不符合现代人的看法。

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初期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

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

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以及到了清末的洋务运动，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

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以确保稳定的收益。

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

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什么意思呢？

准确的说就是在大明朝皇帝让开的矿，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是太监，他们有很大的权力。

他们能以公权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为他劳动，而且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而挖矿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有地方上承担。

这样的操作模式下，不管皇帝要到什么地方开矿，当地都会极力反对。

百姓不仅要出人免费给皇帝挖矿，地方衙门还要想方设法筹措开矿的银钱，而矿产的利益他们一分也无。

当然，更加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人的腰包里，朝廷和皇帝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而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利。

明朝用这样的方式开矿，结果可想而知。

而且，因为明朝时期开矿，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远高于后世，所以当时从事矿业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明廷也认为矿徒们穷凶极恶、唯利是图，难以驯化管理成军，还容易惹出祸端。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取暖，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因为影响太大，所以明英宗又下旨封禁矿山。

但是之后，因为财政需要，又不得不重新开启。

魏广德当然是注意到这些，不过他的触手还暂时没有伸向矿山，因为就现在的情况看，矿山开采产生的收益都被利益链各个链条所控制，已经形成一条潜规则。

敢开矿洞的人，背后那自然是有人认可并提供保护的。

越是了解现今的大明朝，魏广德很多时候都不得不佩服明太祖朱元璋，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皇帝。

他设计的大明朝制度，如果只是管理好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应该是绰绰有余的，因为明廷就是一个内敛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式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