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采访到那对夫妇，但我可以说自己采访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邻居、或者说“知情人士”，然后把我想说的话借这个“某某”之口写出来。

我的辞藻可以比罗主编更华丽，说的谎也可以比他更真实，堪称文章锦绣、以假乱真。

两天之后的早晨，我就交上了稿子。

我知道发完邮件他立刻就看了，但时近中午他才把我叫进办公室；我知道他是在跟某人汇报通气，不过我也没必要去拆穿他。

我的报导让他无话可说，他也不可能亲自跑到天津去验证什么，事实上……就算他去了也证实不了任何事。

不过，他还是随便找了几个牵强附会的理由“批评”了我几句，最后来了句“这次就算了，下次这样再给我这样的报导我是不会通过的。”

可笑。

我看着他的表演，毕恭毕敬地点头装孙子，然后带着一个令我满意的结果离开了。

几天后，我的报导正式对外发布，纸媒和网络都有覆盖；虽然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并不算什么主流一线媒体，但总体来说销量不差、流量也不低。

我将那对夫妇塑造成了网络暴力的受害人，但并没有把“网民”变成主要的反派，而是写成了帮凶，并且加上了“一部分偏听偏信、被带了节奏的”这样的前缀。

我也是聪明人，公然开地图炮是个大忌讳，就算你心里觉得十个人里有九个是傻逼，你也不能公开地讲出来，更不能对着某个基数庞大的群体这样讲。

我报导中的反派是一位陈姓作家，她是当年那个“无肛婴儿事件”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她的一系列行动直接地让一个生来便遭受着病痛苦难的婴儿在离世前承受了本不应承受的巨大痛苦，并让孩子的父母承受了网络暴力的摧残。

但她对此并没有任何的悔过，从来没有；她用一个又一个谎言开脱自己的愚蠢和恶毒，拒不承认自己违背道德和法律的种种愚行；面对随之而来的质疑，她也一直是理直气壮的态度。

这些年来，她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名女权、慈善领袖，靠收一些特定人群的智商税过得还挺滋润。

她用慈善的旗号吃着那些弱势群体的人血馒头，摆出一副正义斗士的姿态，从事着类似人口买卖的生意。

让这样一个人来担当我那篇报导的反派，是多么合适、多么顺眼。

我厉小帆手中的笔，就是用来把这种人钉在耻辱柱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