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前的圈阅是这样的：“在国家专心经济建设、缩减军工订单的困难时期。外事单位应积极协助企业、寻求对外技术合作、及军转民应用场景。在不违反国家敏感技术出口的前提下，最大化创造经济效益与出口创汇。”

这个圈阅，说明部里准备在这一块立典型了。

改开初年，百废待兴，具体到国家的机械工业领域，政绩主要有两块：

第一块就是传统的民用科技逐步发展、实现更多产品的国产化自给自足出口创汇。

这块工作非常繁杂，体量也大，等闲弄出上亿美元的额外出口额，在一个国家部委的层面，也很难算突破性的政绩。（当时国家一年的外汇储备才不到十亿美元，每年外贸收入大概二三十亿美元。到80年代末这个数字大概可以涨10几倍。）

第二块，就是军工订单的转民用、以及去敏感后谋求对外出口合作。如果是搁在兵器工业部（60年代叫三机部），这块工作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是主流。但一机部没有那么多涉军技术，体量相对较小，工作任务也轻一些。但如果想树典型，依然是很有看头的，是个出政绩的好地方。

局长感受到了周部长的决心，他自己也就充满了干劲。

“让小包来见我。”他让秘书打了个内线电话。

不一会儿，包丞丞就到了。

“局长，您找我？”

局长随和地问：“钱氧这几份报告的可行性，你怎么看。这厂你应该也熟，当年我就带你去过。”

包处长显然是提前知道陈思聪会上书，所以预习研究过了，了解得挺透彻：“我觉得可行性很不错，但有些风险也不能不考虑，具体操作时应该注意回避。”

局长顺势追问：“怎么说？”

包处长抖擞精神：“制氦机目前有美苏德法四国能造，去掉苏联人不进入西方市场，我国也只能算是第五。因为不了解外国人的技术秘密，我们无法准确评估钱氧新搞的‘膜法制氦’技术究竟是‘填补国内空白’，还是‘国际领先水平’。

而专利申请是要费用的，把一组新的方法发明妥善保护起来，在西方主流国家，大约需要数万美元的法务成本。一旦申请成功后，每年还有数千美元的年费。

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制度，都是本国保护制，也就是在一个国家申请、只在这一个国家受保护。我跟钱氧的同志稍微算了一下，即使只在美法德日这些国家申请，前期法务成本可能是20万美元、以后每年交大约3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