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回溯三四年，到国家刚刚开放的初年时，当时包处长和秦国纲的级别、资历是差不多的。

这就是跟着领导大腿转战两次和转战一次的区别。

跟着领导简单吃了点朴素的食物，一群人按部就班地汇报了自己对未来配合电子工业部外事工作的想法构思，聊到大约下午两点之后，其他大多数被约谈者，都纷纷被送走了。

不出顾骜此前所料，今天的讨论重点，就是为未来的“来料加工免税政策”找方向。而其他人的汇报心得都不是很贴近这个最重要的核心——或许他们也知道这是核心，但平时不关注这块，要不就是知识结构老化，对这个细分方向不专业，说不出所以然来，不如藏拙。

所以，副主任捋了一遍下属们的发言后，集中留下了包处长、秦国纲和顾骜三个人，让他们互相“头脑风暴”。

因为这三个人的观点，代表了三条务实的关税减免操作方向。

简述一下刚才会上的三方观点：

包处长的意思，是搞特定产品的出口退税。同时这个退税名单上的内容，国家可以实时宏观调控，以精确定向把控所要扶持的产业。

秦国纲的意思，是直接建议国家在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主要是指目前的深市特区经验、被伟人认为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时候），再划一块足够大的地方，最好是一个与外界来往交通比较容易管理的岛屿（减少国内的省际‘偷度’风险），然后在这块地皮上放开了搞特定品类的免税。

大致来说，前两者一个是在时间上提供管控，另一个是在地域上进行管控。前者响应慢，后者有地理局限性。

而顾骜的思路，则是后世经典保税区的思路。（具体暂不赘述水字骗钱，反正什么是保税制百度一下都能查到，给大家省点订阅钱。）

……

“小顾，说说看你的那个‘构建电子原料保税区’设想，所区别于小包和小秦方案的独到好处。”

副主任捋顺三份方案的实施计划后，把文档丢在桌面上，端起茶杯发问。

“是，主任，我觉得我这个方案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精确把控关税豁免的滥用可能性、并且为国家保留最大的责任追溯便利。

从政策落实的严密性角度来看，我认为包丞丞同志的‘统一征税定向出口退税’方案是最稳的。但是这涉及到的报关时间周期会很长，不利于国际电子产业市场的快速反应需求。

目前欧美的电子消费品行业，用户需求变化非常快，以索尼公司为例，他们一款随身听或者录像机，可能每隔三四个月就要改版、或者出个新的定制款式。一旦新款出现后，价格与旧版没什么区别，而消费者却会很快盲目追求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