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连市粮油公司下属全民办的冰棍厂都被刷掉了。那个冰棍厂效益还不错的，管理也是能人，听过去年还被香江的五丰食品考察过呢。”

“不会又是被洋人虚晃一枪耍了吧？”

“不太可能，我问过市办的袁主任，他们跟泰国人签的投资意向协议还挺严密的。”

劳动路小学校办包装厂的宗卿厚，抱着材料本来就有些忐忑，听到同行的议论，更加不自在起来，把领子一竖，往旁边挪了挪椅子。

他这个不合群的举动，却引来了隔壁一个等候同行的注意，偏偏过来与他攀谈：“老弟，哪个单位的，面生呢，也来泰国资本家这儿碰运气的？我叫董国明。”

“宗卿厚，劳动路小学校办包装厂。”

“连小学的校办工厂都来了？”那个名叫董国明的人其实有点城府，但听了这话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不对啊，那厂子我好歹也听说过，厂长不是朱大标么？换人啦？”

“我是供销科长。”宗卿厚惭愧地说。

董国明一副已经脑补出真相的高深样儿：“我懂了，朱大标是舍不得卖他那张老脸，又不敢无视市办袁主任的文件，所以让你过来捧捧人场。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嘛，有实力的厂子肯响应的太多了。不过，你肯代厂长丢人，回去他也会记你的好。”

这话已经有些过于敞亮和羞辱了，但也可以看出一所小学的校办工厂确实有多不受人待见，人家压根儿不需要照顾你的情绪，你弱得毫无被利用的价值，懒得跟你虚与委蛇。

1982年的中国，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在79年开始的“个体户”和“乡镇社队企业”之外，在城市里涌现出那么多响应国家号召而成立的“全民办”集体企业。

说到底，这就是学习农村的“乡镇企业”成功经验，想在城市里也套用一下。一开始，只是国有企业可以在编制之外再弄一个“全民办”。

然后看效果不错，就蔓延到了事业单位都能搞“全民办”，最弱鸡的，就是那种小学、社区医院之类本身都弱不禁风的小单位，都搞自己的厂子。

这些全民办集体企业，和国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也没有原材料划拨指标。你可以借用厂里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来料和销路全部自己解决，比较灵活，基本上是市场上缺啥你就能造啥。

84年之前，这些“全民办”的产品销路一度还比部分按计划生产的国有企业更好些，因为当时社会上什么物资都匮乏，你不管造什么总有人要。不过85年之后，这种粗放的乱拍板型生产就出现结构性过剩了。

宗卿厚早已习惯了这种歧视，他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