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先生刚刚在专线里秘密挺了阿根廷人，给他们吃定心丸。

不过电话刚刚挂断，总统先生就变了一张脸色，开始斥责自己下属那些人的无能乱来。

从舒尔茨国务卿，到威廉·克拉克顾问，都感受到了压力。

“总统先生，确实是我们在核实对外策略、以及给cia的授权的时候，审核上有些鲁莽了——当时决策太仓促，而且允许一线人员‘便宜行事’的备选方案看起来又不够倾向性明确，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舒尔茨国务卿委婉地道歉。

相比之下，事不关己程度略高的威廉·克拉克，说话就比较阴了：“我觉得，事情的成因还是交叉审查制度的漏洞——跟十年前水门事件发生前，‘窃听’这种方案之所以会通过，是一个原理。”

克拉克一提到“水门事件”，总统先生的脸都绿了，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虽然总统知道这事儿不怪他，因为出问题的预案，是舒尔茨的幕僚提供的。

舒尔茨强忍着不快，卑躬屈膝地解释：“事情已经发生了，幸好布列塔尼亚人和纽西兰人也不知道是我们的疏忽导致的，这事儿就以‘防止苏左扩散’的大义名分为由，靠美国的威望强行压下来吧，就逼着纽西兰人认了这个哑巴亏。同时，我们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在沟通和传达环节过多的行动上，给这么多模棱两可的便宜行事指示，是否会带来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舒尔茨此时真是懊悔得要死。

他完全知道，如果当初他不是那么急着在总统面前显示自己的“先知先觉”，刚拿到基辛格送给他的妙计后，第二天就要把“乙方陪跑方案”补齐、并送呈总统显摆的话，他完全是有时间，慢慢把陪跑的中策下策做得更完美的。

可惜，他贪了这个立功的时效性。

他太想在总统面前证明自己的先知程度了。

他的幕僚也上行下效，好心办坏事，把一些不够明示的中策下策混了进去——舒尔茨事后复盘，据说他的幕僚还贪省事儿直接抄了基辛格带的研究生、约旦王储阿卜杜拉的一些废弃草稿。

这事儿肯定是赖不到基辛格头上的，因为基辛格正式秘密递交给舒尔茨的方案，是不包含这些内容的。基辛格自己留了证据。

明说了让你别抄作业，你还抄，还抄错，这总不能怪丢作业草稿的人吧。

最可怕的是，这里面一直到执行层为止，有太多的单线联系了——国务卿的方案，总统接受之后，并不是国务卿的人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