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施瓦茨曼在黑石还没做出多少崭露头角的大事儿，目标小得多，他的行径也可以解释为黑石基金刚投的某些半导体壳子公司的私活，将来就算引起人联想，仇恨值也小得多。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美国人是多么的阴险，一边脸上笑嘻嘻跟日本人称兄道弟赚着他们的中介费，背地里却对另一些日本巨头暗暗捅刀子——当然严格来说这也没什么不对，毕竟索尼是索尼，东芝是东芝嘛。美国人一贯对消费领域的日企非常宽容的，只是想集中狙击高精尖掌握核心科技的日企。

施瓦茨曼出手后，仅仅用了两三天，就摸清了日本人的态度。

“nec公司和东芝，都不打算出售最新一代光刻机，以及其他配套设备。他们愿意出售的设备，加工能力最多只能生产三四年前的英特尔80286系列cu的水平——可是英特尔公司今年早些时候，都已经发布了80386，可见日本人愿意拿出来的设备，是至少落后了一代的。更何况，日本人在半导体工艺精度上本来就比我们美国企业还要强，英特尔只是我拿来举例的标杆，事实上都不能代表目前的最强工艺，日本人卖的东西，比他们的尖端潜力起码落后了五年！”

施瓦茨曼很快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回传给了彼得森和顾骜。

同时，也到詹姆斯·贝克那边备案了一下——之所以只是备案，是因为詹姆斯·贝克只是美国财长，理论上《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后续外贸怎么发展，跟他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李根总统那儿，会根据后续的外贸、逆差赤字走势，来评估詹姆斯·贝克这一系列操作的有效性，相当于是一个总统考核财长的ki指标。

其实，历史上原本詹姆斯·贝克的ki并不是很好，因为《广场协议》实施之后，美日贸易逆差并没有一下子缩小。

在85年最后几个月和86年相当长一部分时间里，美国进口商的“削减进口规模”反应并没有那么快，买的日货几乎没变少，而单价却更贵了，所以美国人的贸易逆差更大了。

这种滞后反应，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才渐渐扭转，到87年全年，才完全实现压低美国对日贸易逆差。

所以，《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个月，詹姆斯·贝克依然是提心吊胆的，他非常害怕李根总统把他喊去臭骂一顿：“你个蠢货搞了那么多小动作，怎么日本人赚我们的钱越赚越多了？”

相比之下，顾骜倒是显得比詹姆斯·贝克还要淡定。

施瓦茨曼回报回来说“nec和东芝不肯卖最先进一代的设备”，顾骜也只是公事公办地让他“加重筹码、加快谈判、至少先把结算方式和报价敲定。不要让日本人以后借机涨价”。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顾骜至少可以先把需求资金规模估算一下，然后大笔兑换日元放着，并且让施瓦茨曼跟东芝nec敲定：“如果交易成立的话，应当以日元结算”。

因为如果用美元结算的话，到时候美元变得更不值钱了，顾骜就要亏钱。而提前兑换成日元的话，虽然广场协议已经生效了，不过最初这一两周，日元的升值幅度也才5，所以是可以接受的，顾骜提前兑换两三个亿美元的钱变成日元，为采购做准备，也不至于多出来。

如果拖到年底，日元就要涨30了，不是现在5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