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谭延闿下发《天演论》之后，留德士官生之间彼此走动明显增多，而谭延闿也感觉到他的铁杆嫡系的眼中似乎对他多了某种期待，不过他依旧装着看不见，加强第三批新建陆军训练工作。

与前两批不同，这一批新建陆军在人数上一次训练两万六千人——这正好是两个镇的编制，清政府虽然认为新军是国家政权保证的柱石，但却一时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在全国普练新军，只能够保证北洋陆军的训练成军费用，是以各省陆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南洋张之洞的自强军也不过是扩充到一个混成协的规模，其余还在等待练兵处最后的决定。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已经更名为京汉铁路的“芦汉铁路”全线竣工，在此之前这条铁路的部分路段已经开始运营。整个京汉铁路总耗资三千八百万两白银，耗费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全线所有的桥梁、车站等全部为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整个工程没有向国外贷过一两银子，这条铁路的建成除了显示中国有能力自己建造施工路段情况复杂的大铁路之外，也揭开了中国铁路史新的一页。

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张之洞、王文韶、谭钟麟、乘车视察了整条铁路，宣告京汉铁路正式开始投入运营。这条铁路将北京和武昌府连接起来，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谭延闿可以看到自己的军队可以通过这条铁路直插中国湖湘腹地，一旦有事便可以直接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湖北和湖南两个战略重要省份。

京汉铁路的竣工也使得中国人自建铁路的所有屏障全部被打开，以往对于中国人能否自己修建铁路，就连中国统治高层内部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洋务派都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詹天佑的京汉铁路彻底打消了这种疑虑。很快在谭延闿的推动下，京济铁路开始修建，同时开工修建的还有京张铁路。虽然只有一个詹天佑，但是在京汉铁路施工过程中，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铁路工程人才，在京汉铁路中后期的时候，快速成长起来的铁路专家们开始对修建北京到山东济南的路线开始勘测，京汉铁路一完工便开始了京济铁路的修建，同时也展开了对京张铁路沿线的勘测任务。

随着恭王奕欣的去世，全国上下暮气沉沉的局面开始逐渐好转，而举国上下维新变法的气氛也是一日浓似一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六书》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开始提出一些具体变法办法，而且洋洋洒洒的力言外衅危迫，希望光绪皇帝能够效法日本明治维新，诏定国是。与此同时，康有为还上折子，督促皇帝能够尽快的遴选天下通才，皇帝亲临来商讨新政事宜。

根据老头子传回来的消息是，光绪皇帝非常活跃，而翁同龢似乎已经开始退缩——光绪皇帝得到康有为的奏折之后，便立刻发交给翁同龢，让总理衙门讨论后复议具奏，然而翁同龢将这本折子压了两天，才在皇帝的一再催问下召开总署会议。

谭延闿身为总理大臣，理应参加这次会议，可惜他现在和翁同龢一样太担心康有为的步子是不是迈的太大了，这么下去激怒慈禧太后不过是早晚的事情，他还没有做好准备呢！无奈之下便以在山东练兵为由推去了这次会议，并且还上书朝廷，请求辞去总理大臣职位，但慈禧太后并没有批准。

根据谭延闿的猜测，恭王奕欣在临去世之前的谈话肯定涉及到了自己，问题是涉及的到底有多深，恭王奕欣对自己的评价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从现在慈禧太后在恭王奕欣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来看，恭王留给慈禧太后的遗言对自己来说应该是比较有利的，要不然北洋大臣节制下的兵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改动，光凭谭钟麟是慈禧太后的亲信还是不够的，更不要说加强新军训练，组建武卫右军统归于自己手下指挥，连一个满清贵族都没有安插进来，这实在是比较反常。

就算康有为一步紧过一步的时候，翁同龢依然没有放弃对谭延闿的攻击，不过这一次令谭延闿没有想到的是盛宣怀给了翁同龢一次机会——盛宣怀手持北洋最赚钱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后来的华盛纺织总厂也在他的手中，如果说盛宣怀清廉，恐怕连上帝都会用地球仪来砸他。谭氏父子在接手北洋之后，主要抓得是军事，对于经济谭延闿没有太过插手，表面上为了照顾李鸿章的面子，没有对盛宣怀下手，但是却长期搜罗盛宣怀的把柄。

一开始盛宣怀对谭氏父子的戒心是非常重的，不过几个月过去了谭氏父子没有拿他怎么样，一两年过去了依旧是平静如初，最终盛宣怀还是按耐不住自己的爪子，行事也开始肆无忌惮起来，尤其是谭延闿的抵羊纺织厂挡了华盛的道，而在汉阳钢铁厂收购、京汉铁路等问题上多次吃了谭延闿的亏后，盛宣怀开始四处给自己找“补偿”。

因为盛宣怀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谭延闿一直没有动盛宣怀，只是在等待机会——他预备开办一家资本在五百万两左右的商业银行，有朝廷给予保护和资助；银行享有发行钞票、开炉铸币、代理国债等等特权。这家银行是针对谭延闿的，盛宣怀的说帖到了翁同龢手中，这更是成为翁同龢的利器——工商银行日进斗金已经不止是盛宣怀一个人眼馋了，就连翁同龢的户部也是眼馋的紧，可惜各省督抚都有相当大的权力，总督开炉铸币仅需要向朝廷反映，递上一份说帖在户部备案即可，户部可以收取铸币税。

工商银行是中国最为特殊的银行，它是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有美方资本的背景，入股的也都是两广、江浙一带的大富豪，因为谭延闿是它的创建人，所以又有中国的官方背景，它的背后就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由于工商银行的“成分”复杂，它可以享受到其他外国银行所不能拥有的待遇——京汉铁路四千万两的原始股本金就存在这里，重建北洋海军款项也是存在这里……自从工商银行成立后，原本在华最为特殊的汇丰银行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一落千丈，若不是把持着过去大清帝国对外巨额结款，它几乎和别的国外银行没有什么区别。

工商银行所拥有的货币发行权更是为北洋府库充实的主力，建立之初便超过了电报局和招商局的利润总和，天津在中国金融界的地位直追上海，这中间和它有着很深的关系。工商银行令人眼馋的利润同样也让紧巴巴的户部非常眼红，而盛宣怀的这份建立银行的说帖就是针对工商银行来让户部有挖墙脚的机会。

沈静在盛宣怀的身边安插有眼线，盛宣怀的说帖刚到翁同龢的手中，谭延闿的手中也持有了一份内容相似的说帖。盛宣怀没有想到正是这份说帖给了谭延闿收拾他的最佳借口，谭延闿将这份说帖用电报发往广州，呈交给李鸿章，里面却没有一句额外的附言；另外一份说帖则发到了两江总督衙门——当初发行货币的时候，谭延闿可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一起干的，现在有人想要朝这个蛋糕中插上一脚，张之洞不能不从中帮忙。

张之洞反对盛宣怀建银行的理由比谭延闿更充足——中国有一家工商银行拥有铸币权对他来说麻烦已经够大了，若是再出现一家，尤其是像盛宣怀这样会经营的人来办银行，那他的铸币局的日子可就更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