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心情大好，笑问道：“二郎神资天授、才思敏捷，定然是了不得的大事才如此郑重，说说看，集思广益嘛。”

房俊看向李勣：“英公乃帝国柱石、军方巨擘，应知晓大唐之军制沿袭于前隋、起源于六镇，先祖倚之开疆拓土、征辟四方，连续缔造隋唐两朝，可谓独步天下。然则时移世易，往昔先进之制度，到了现在已经处处弊端，尤其是太宗皇帝对军制诸多改革，造成混乱不堪之局面，募兵与府兵并行、赏罚勋爵之策更无统一之标准，尤其是各军之间互不统属、权责不清，终至出现长孙无忌、晋王连续两次兵变之中军队的混乱，以我之见，应当予以改革。”

李承乾欣然道：“朕乃天子，自然要讲信用，否则何人忠于朕、忠于大唐？况且如此之多的钱帛借贷给世家门阀，朕所收之利息已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朕心满意足，断然不会饮鸩止渴。”

哪怕仅只是四百万贯，每年的利息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如此生财有术而不必坐吃山空，想想就令人愉悦……

倒也不是谄媚之言，他清楚李承乾的处境，于公于私，李承乾都不可能做出食言而肥之事。

况且四百万贯而已，就算陛下食言不予兑现，民部也承受得起。

唐俭已经意识到纸币的某种危害了，但是当他抬起头迎上陛下殷切的目光，只能将心中的担忧压下去：“陛下醇厚慈爱、有父祖之风，老臣岂能信不过？不仅老臣信得过，天下人也都信得过。”

事关军制，这便涉及了帝国根本，相比之下发行纸币只能算是小打小闹……

刘洎甚至不等房俊提出如何改革军制，便从根本上予以反对：“军制乃是国本，岂能轻易动摇？既然大唐以之立国，高祖、太宗两朝又仗之开疆拓土、威凌天下，就证明这样的军制是强大且正确的，又为何要改？越国公虽然战功卓著，却也不能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妄图擅动国本，一旦使得社稷动摇、江山不靖，便是千古之罪人！”

既然是房俊提出要改革军制，那么无论怎么改肯定是有利于房俊的，现如今房俊的权势、地位已然高高在上、不可撼动，若是更进一步，还谈什么与之争锋？

房俊很是无奈，嫌弃道：“所以我一直说‘官蠹’误国，似刘中书这样的官员坐镇中枢、宰执天下，心中想的却并不是兢兢业业壮大国家，而是动辄以‘千古罪人’之类的危言耸听予人评断，宁愿抱残守缺也不愿与时俱进，打的主意就是‘多做做错、不做不错’，毫无担当，我羞于之为伍。”

刘洎不以为然：“治大国如烹小鲜，岂能随意折腾？中枢每一项政策、每一个决议都攸关整个天下，一道敕令便足以使得一州之地天翻地覆，自应稳妥为上。大唐军队横行四海、攻无不克，不需要改。”

房俊针锋相对：“文武殊途，刘中书连战场都没上过，何来‘不需要改’这等不负责任之言？若说我暗藏私心，那你不妨问问英公，我所说的那几样弊端是否存在。”

包括李承乾在内，所有人都看向李勣。

虽然如今房俊早已成为军方一大巨头，竖起一杆大旗与李勣不相上下，且战功赫赫、功勋卓著，但论及军事造诣，众人印象之中首推李靖，在李靖致仕之后，李勣便是朝中第一人。

房俊可以统军打胜仗，在军事造诣方面，李勣才是绝对的权威。

李勣捋着胡子，思索片刻，颔首道：“当下之军制，的确有诸多不足之处，短期之内尚且无虞，但长远来看，隐患不小。”

这话其实是留有余地的，他虽然并不恋栈权势，但作为军方第一人自然也不愿将兵权拱手相让，现在摸不准房俊的心思，所以只是含糊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