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任子新法。

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

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范仲淹整顿官僚机构的六项措施，只不过是微小的改革。至于其它四项如“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摇役”，更谈不上彻底的改革。

“十事”宣布后，“修武备”一项，便因众多大臣反对而取消；其它各项虽然从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开始推行，但也无法贯彻下去。

仅仅这样一点微弱的改革，当时一般官员已认为“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庆历新政最后在守旧官僚的激烈反对中，宣告失败。

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

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失败后，社会矛盾并未缓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冗兵资费更是加倍，矛盾又十分尖锐。宋廷财政空虚，就拼命进行搜刮。庆历年间，农民和士兵的斗争刚刚下去，各地农民又开始新的斗争。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报说，由于民贫乏食，一年当中曾发生“劫盗”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这就是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对熙宁时王安石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在庆历新政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的。

回忆至此，陆垚直接找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封建社会，要改革封建官僚体制，说起来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来，却似难于上青天，这对宋代来讲更是如此。

因为在宋代，官僚地主阶级在官员丧失世袭爵位和封户特权的情况下，为了确保“世守禄位”，又参照唐制，制订扩大了中、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恩荫”制度。通过恩荫，每年有一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子弟获得低级官衔或差遣，且宋代恩荫，不仅极广，而且极滥，每遇大礼，“臣僚之家及皇亲、母后外族皆奏荐，略无定数，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并“不限才愚，尽居禄位”。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贵族这一特权，无疑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

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裁减冗官、精简机构是改革的核心内容。

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

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

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对者决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北宋统治的阶级基础。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将，其办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实行更戍法，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

当然，除此之外，围绕范仲淹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朋党之争。

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朋党之说基于儒家思想君子与小人的观念，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而且极具杀伤力。

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规模阔大”。改革的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经批评他“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议论多，而实际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发空论，言行不检。

例如石介，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低时太过，……好异以取高”。

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多挟朋党，心所爱者尽意主张，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倾朝共畏”。

一番回忆过后，陆垚只觉得，这庆历新政的失败是注定的，这当中除了触犯道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之外，更多的，还是跟范仲淹本身的为人，以及改革措施不上不下的深度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