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因为鱼饵事件而对王安石有偏见的赵祯，陆垚和晏殊，一个是有着穿越者的优势，而另一个则是做了充分的调查，他们对于王安石的能力可是十分了解的。

王安石在为官之路上总是扎根基层，付出了实践。在庆历二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曾经担任过扬州签判知县、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他任参知政事，后来担任丞相，主持了变法。他用一己之力推翻了巨变，和他的性格、为官经验、辛苦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在仕途之路上总是扎根基层，付出了很多努力，并且一心为民，积极肯干。正是因为他在基层探索了大半生，积累了很多经验，所以才能够积极推动变法。

王安石能够推动变法的另外一大原因就是他能够感同身受百姓的疾苦。王安石在地方做官的时候，见了很多百姓的苦难，他的很多文学作品都反映了百姓民间疾苦，在他的诗中，即使在丰收的年份，百姓也很少有人能吃得上饱饭。正因为如此，他亲身感受到了百姓的艰难处境，所以他想积极地通过变法改变现在的现状，让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有一句话叫做“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句话特别能够概括王安石的思想，意思是对自然界的灾害不必畏惧，对前人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应该盲目遵从，对流言蜚语无需顾及。这三句话也体现出王安石的改革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正是有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的压力，他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

商鞅变法，事成车裂而死王莽改制，招致国破家亡张居正厉行新政，死后被抄家问责光绪帝戊戌变法，“六君子”惨遭屠戮，当事人流亡海外。

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改革大业中，尝试者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不仅自身性命不保，还要落得个奸贼窃国的骂名。这种难度，相当于在珠穆朗玛峰顶上放一块砖头。

因此，改革不仅要求有精明的宏图设计者，还要有一位英明强悍的君主来鼎力支持。在这些变法领袖中，运气比较好的当属王安石了。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还是名学者、诗人、散文家。他的文章可以和韩愈、柳宗元相抗衡，诗词在“八大家”中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王安石的童年世界中，发生过这么一件奇事。有一次他和父亲去舅舅家做客。舅舅住在金溪县，位于现在的江西抚州。

去了之后，外婆无意间讲起了一件奇闻：原来，邻村有一户姓方的人家，祖上几辈都是种田的。其实说白了，整个村里读书的人也没几个，整个县上中进士的也就小王的外祖父，以及他的几个舅舅。

外婆说，小方长到五岁，还没见过笔墨纸砚，忽然就嚷嚷着要这些东西。他家人从别处借了来给他，只见唰唰唰，四句诗便出来了。而且是有模有样，有理有据。王安石说：“这哪儿能啊，这我也可以。”于是央求外婆带他去一探究竟。外婆年纪大了，经不起来回六十里路的折腾，他舅舅们就说：“得，明天带你去看。”

见了面之后，一问年龄，这小孩只比自己小一岁，年方十二。

王安石说：“听说你诗词水平很高，写几句出来让我亮亮眼。”

小仲永说：“我只会写诗，不会作词。”

王安石疑惑了：“这是怎么回事?”

小仲永半天回道：“实不相瞒，我还没学诗词格律呢。”王安石懵了，说道：“那你就随便写出几句来瞧瞧吧。”

这仲永小手一挥，写出一首古诗，水平着实一般。王安石想，为什么曾经的天才儿童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自从方仲永出名后，他父亲就整天带着儿子走穴捞钱，丝毫不顾及他的学业。以至于他现在水平还停留在五岁的时候。

王安石想：看来，决定一个能力高低的只有学习。而天才更需要学习。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世所周知的《伤仲永》。可以说，因为亲眼目睹了天才的泯灭，所以王安石的一生都在勤学苦读当中，这种精神连苏轼也十分钦佩。

庆历元年，王安石从家里北上考试，十月，终于到达了繁华的东京。他不喜欢到处转，没事了就待在房间复习。可能就在喝茶吃饭的空闲，王安石认识了同住客栈的一位颇有才华的青年——曾巩。

曾巩比安石大两岁，两人攀谈了片刻才知道，原来他们之间还有着亲戚关系。这位曾先生竟是安石的远方表叔。缘分向来就是如此奇妙。王安石初次出门，就遇上了亲戚。

说到曾巩，运气比起来他表侄来就差太远了，一直考到三十九岁才考中。也就是说，王安石此番入京，明年考中进士而表叔曾巩，得等到十几年后，和苏轼做同学才能考中。这不是欺负人吗!但没奈何，科举制已经将大多数人的青春年华无情地蹉跎掉了。

要做官就得考试。尽管王安石也对科举十分讨厌，但是为了以后能够给国家做贡献，他必须经历这一步。

表叔读了侄儿的文章，立马将其推荐给了欧阳修。欧阳修见是江西老乡，二话不说就给予好评。接着，又写了一首诗来称赞：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