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掖作为甘州州治、凉州州牧府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大隋西北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从仁寿三年到大业元年，已经三个年头了，凉州境内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官道的修建成功，使如今丝绸之路枢纽的张掖商业发达、人来人往、商队不绝。

远远看去，张掖城的城墙已然在望, 等走得近了，更能体会到城墙的宏伟和壮观，人站在城下，真如蝼蚁一般。

红日初升之际，一支车队缓缓缓缓驶进张掖东城门。

这些很大的马车外表平凡，双轮匹马，正是可以行走在各种路况的长途马车。

驶在前方的马车, 外表看似十分平凡，然而车厢内的布置却是极为干净、清爽。地面上铺着雪白的波斯地毯, 四厢悬挂着绣着梅兰竹菊、画风淡雅的白缣。

两名中年男子跪坐在一张案几两侧，一人轻衣软袍、头戴高冠、身穿宽带、气度优雅，颇有几分汉晋名士的神韵。

另一人则做普通文士打扮，身上一袭麻衣浆洗得发了白，虽然很朴素，可却异常干净，不见一丝污斑。

在他们面前的案几之上是一个棋盘，许是防止行走之时，乱了棋子，所以棋盘由生铁铸成，而棋子则是一个个打磨成棋子模样的天然磁石。

执黑子的高冠博带男子名叫王孝通，他是太原王氏子弟，精通百家之学，然而最厉害的却是在算学这一块，他对《九章算术》、和祖冲之的《缀术》都有极深的研究，在《上缉古算术表》一文中，对《九章算术》和《缀术》加以批评。而他对于自己编写成不久的《缉古算经》更是异常的自信, 并且在这本著作扉页上题了一句“请访能算之人考论得失, 如有排其一字，必谢以千金”。

他这么‘狂’，并非是盲目自大的狂。而是他的《缉古算经》开创性的提出了三次方程及其解法，解决了许多实际应用问题；该书不仅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而且为算学的发展打开了一道全新的门户。

另外一人则是徐文远，徐文远在开皇年间担任国子学博士，培养不少优秀子弟，像窦威、杨玄感、李密、王世充等人都是他的弟子，到了开皇中后期，迁为太学博士，杨谅听诏不听调之后，先帝任命他为汉王友，专门给杨谅讲解《孝经》、《礼记》，希望杨谅回头是岸。至于杨谅造反以后，徐文远受到牵连，被罢免为民。

他们之所以浩浩荡荡的前来凉州辩论，之所以搞到天下皆知、声势浩大，实则是因为凉州儒学严重的背离了山东士族主导的儒学。

凉州儒学最大的特点是溯本求源，它在维护和推崇忠、孝、仁、义、礼、智、信、恕、悌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再从圣人的生活大背景来解读圣人经典, 以求圣人初衷和真意；自汉以来的所有释义，也只是起到借鉴作用，而不是严格照搬。

其实王孝通、徐文远很清楚“二刘”是对的，而他们信奉的儒学实则是阉割而来的产物，与气度恢弘、大气豪迈的真儒学比起来，既狭隘，又局限，甚至他们所推崇的一些观点，已经和圣人所创立的常说，背道而驰了。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是王孝通和徐文远明白，很多儒者都明白。

但是他们全都不说。

为何？

因为他们是伪儒学的既得利益者。

在伪儒学风行天下的情况下，大家都指望伪儒学获取功名利禄，便是皇帝去质疑，都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排斥！其他人，又如何敢说不对？

既然上上下下都不去纠正，他们自然能够继续以信奉伪儒学的儒生为武器，继续向统治者敲诈勒索。

而二刘主编的溯本求源的《十三经正义》一旦编纂成功，那么惨遭阉割篡改的儒家学说，就会回归正道。而山东士族主导的不思进取、故步自封、思想僵化的伪儒学，自然被世人遗弃；若是失去了儒学的主导地位，山东士族累世营造出来的名望，必将荡然无存。

所以阻止《十三经正义》编纂，便是诸儒大举西行的真实用意。

他们的作战方针是先以经学打压凉州大学诸儒，再以算学绝杀敌人，最后再以《缉古算经》加以碾压凉州诸儒。

如果凉州诸儒破解不了《缉古算经》二十个问题、排不了《缉古算经》“得失”，那么他们从关中拉来的五车钱币，就会如数带回去，从而达到羞辱凉州儒者的目的。之后，再以此次辩论为例，在舆论上打压、羞辱二刘，使其无法立足于士林。而自身的地位，却因此步步上升。

二刘要是臭了、倒了，他们奉命主编的《十三经正义》、凉州不同于中原的教育体制自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而杨集主导的教育方略一旦因此被朝廷取缔，那么凉州教育、凉州大学，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一切教育方略都将由他们主导。

所以说，这次辩论看似是学术界之争，实则充满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对凉州大地都有着巨大、深远的影响。

“我们行程如何安排？”王孝通下了一子，向骑马跟在车窗外的王通问道。

“回叔父！”王通说道：“我们先去州牧府拜见卫王，随后去凉州大学答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