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说八道！”我呵斥她，她嘻嘻笑。

阿南推门而入，脸上神色灰白，我已经明白了一大半。

“我们回家。”阿南说，“家里舒服。”

“回家喽。”夏花勾着阿南的脖子，荡着裸露的双脚，跟病房里其他病友打招呼：“我们天上见！”

幸好无人和她计较，只当她是个疯子吧。

回到家，阿南就叫我给毒药打个电话，让他赶紧来过北京。我思考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决定打，他却没接我的电话，第二天，他竟然关机了，我给他发了短信，他也没回。对夏花的生死，他好像根本也无所谓。

我想起他以前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接他的电话，他就会消失不见，让我永远找不着他。又也许他大概从晶晶那里听说了我去深圳的事，连哄我都嫌费力气。既然他不提，我又有什么可质问的呢？我们两个人，就这样，一南一北，第一次如此默契的，没有一句争吵就进入了冷战状态。

而夏花的病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算是真正进入危险期，病魔终于开始施展威力，我也算是见识到了这个病的厉害。

她变得一点也不能见光，阿南买回厚厚的遮光布，把她整个屋子都糊得密密实实，像个严丝合缝的纸盒子。接着是持续的发烧，吃下去的东西会吐出来，烧厉害了就满嘴胡话，偶尔醒着的时候，她只会说一句话。

“疼，阿南……”

她几乎没有办法说出什么完整的句子，也没有力气再说。不知道哪天飞进去一只苍蝇，叮在她的脸上，她有感觉，但实在没力气驱赶，就呜呜的哭。

她再也不是那个无所畏惧天不怕地不怕的夏花，在疼痛面前，她无条件的缴械了。

疼的挨不过去的时候，阿南替她打止痛针。一天一针，有时候实在挨不过，就是两针。一天中只有打完针那两个小时，夏花是安静的，她熟睡，呼吸变得匀称，有时还会出一身汗。

那几天，阿南都快把他一辈子的烟都抽完了。

因为她的屋子里太暗，我已经好久没有仔细查看过她的脸。那天为她擦身的时候，一摸到她身上的骨头，我差点丢掉手上的毛巾。

“瘦了。”她感觉到我手的颤抖，嗫嚅着说。

我用热乎乎的毛巾擦她的肩膀，手臂，尽量避开那些深红色的皮肤，怕一沾到水它们就会化脓。

那段时间，北京的天气也是奇怪得很，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下雨，一点都不同往常时的天气。那天我买完菜刚到家，墙上的一块皮忽然毫无征兆的剥落，毫无征兆。这还是一个新家啊，刚装修完没几天，我忽然被一阵悲伤抓住了呼吸，冲进夏花的房间，听到她正在和阿南说话，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是谁？”

“马卓。”

“老爹你先出去，让我和马卓说说话。”

阿南依言出了房间，替我们关上了门。

我握着她的手，那哪是一双手，瘦到只剩下骨头了，握在手里，像握着一个单薄的一捏就碎的塑料杯一样。

“你们吵架了么？”夏花问我，“他电话一直不开机。”

我点点头。

“你答应我，离开他。”她终于缓慢虚弱却清晰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出来。

我的眼泪已经落满衣服，她好像感觉到了，另一只手也伸出来，够啊够，好不容易够到我的脸。

“别哭啊。”她的手指触碰到我的脸，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