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水患治理是大宋所有官员的必修课，就连太监们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大宋有一套完整的治理灾害的应对措施，苏轼自然也有过系统的学习。其次就是，他之前在杭州已经成功治理过西湖，对疏通河道，非常有心得。

其实，苏轼不擅长政务工作，但并不代表他没有为百姓做事的心思。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苏轼的夙愿。

可谁让他只会这一招呢？

就连苏轼的儿子苏过也觉得父亲做的挺过分的，哪有官员主政一方，然后将所有的政务丢一旁，自己出城找个地方躲清净的道理？

连他都不记得父亲有多久没有去州衙办公了，苏轼恐怕更糊涂。

颖州州衙。

推官徐让打开州府中门，迎接苏轼的到来。大宋很多州府的一把手，也就是知州、知府的身份都很高，比如说苏轼，他是龙图阁直学士，从三品的高官。虽说是加官，没有具体的职务。本质上还是颖州知州。但是官场就高不就低的规矩，让他成为了颖州地面上一言九鼎的超级官僚。

至于推官徐让呢？从六。

沂州知州章惇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况。

金鱼袋，紫袍，这也是大宋最高级的官员才有的排场。徐让连大红袍子都没有混上的小官，只能捏着鼻子听苏轼指挥。

更让他糟心的是，明明自己把知州所有的工作都做了，但功劳是苏轼的，苦劳是自己，错了板子也要落在自己身上。谁让他不过是个从六品的小官呢？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苏轼和徐让，不仅仅是一级的差距，而是五六级。

自从苏轼上任以来，徐让一直被压的死死的。

任劳任怨，从来不抱怨工作的辛劳。

可是这一次，事发突然，他发现自己有点兜不住。也不知道该不该说，瞒着又怕自己担干系，只好派人将苏轼请过来了：“学士，下官无能让学士受累了，只是治下有一桩麻烦事，需要学士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