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赵清漪和丹尼尔说起马术的训练难题，丹尼尔更打开话匣子了，那来自瑞士的卡尔时不时插几句话。

赵清漪说：“你现在人在美国，不能训练，人和马的协调性下降很多，所以你不参加近年的比赛了？”

“确实，我现在没有时间，将来可以试试。你来美国读书，也无法回赛场了，会遗憾吗？”

“该做的都做了，不会遗憾。”

大家进了餐厅，赵清漪还遇上不少认识的人，不过这时候大家忙于吃午餐也只简单地打个招呼。

午餐时，大部分学生没有那么讲究，就是吃点三明治、沙拉，也有吃美式中餐快餐的，比如赵清漪一行人。

赵清漪也习惯了这种口味的中餐，比三明治讨她喜欢一点。

午饭后，她要回宿舍休息二十五分钟，以便下午上课和活动更有精神，遇上薇薇安。

薇薇安说：“今天琼斯教授讲了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趋势，谈到了金砖国家和亚洲的经济发展，我们四点钟有讨论，你想来吗？”

“四点钟，在哪里？”

“教室里。”

……

赵清漪本来是要锻炼的，但是有机会去看看是个机会，只有晚上多做几个俯卧撑和仰卧起座了。

“种花在政府的支持下，以牺牲人权为代价，制造出大量廉价低质的商品向欧美国家倾销，损害了欧美国家的利益，破坏了欧美国家的产业链。这也将造成大量的贸易不平衡，我并不觉得种花经济的发展对文明世界有好处。”一个国际学生亨利带着一种高卢鸡的高傲信誓旦旦地说。

赵清漪一脸的狗血，薇薇安这是要看好戏吗？说她想要为难她倒也不至于，可能相爱相杀。

赵清漪说：“享利，你知道什么是最没有人权的事吗？我生长在种花，我十岁以前生活在最底层的种花农村，我十岁以后生活在种花最繁华的京城。可以说我经历过种花底层阶级、中产阶级的生活。

对于底层阶级的人民来说，先吃饱穿暖，才有力气为人权奋斗。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欧美国家的工人就有现在的人权水平吗？如果享利对种花工人存在人道主义的怜悯的话，我觉得种花工厂里工人的人权进步的速度一定是快过欧洲的工业革命时期的，要知道几十年前，种花都还是农业国，你能怪一个才三岁的孩子走路不稳吗？

但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智的进步，从十年前到现在，各种职业的人民的工资翻了几倍，比如我父亲是公务员，从前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只有200美元，而他现在的工资有大约1000美元，这还不包括福利性的收入和退休金。而工人的工资也翻了几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无论是法律机制、政府和民间都在努力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在我们种花人的做事风格里，没有时间指责或者抱怨人权没有天生就处于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与经济发展水平最相关的，要遵循社会发展阶段规律的。我们还不如用宝贵的时间去促进它的跳跃性的改变，这需要智慧，而自文革之后，有跨越性的进步，所以我是乐观的。”

在场的三十几个对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和这个经济课题感兴趣的学生都不禁好奇的看着站起来发言，落落大方用流利标准的英语侃侃而谈的美丽东方少女。

享利也不能说自己指责人权问题不是出于人道主义，于是说：“但是种花破坏了国际秩序。欧美的产业链受损，是因为你们的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