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修给夏老师的两个案例，一个是那位酗酒而亡的退伍老兵，另一个，是岑渊。

夏老师说，这两个案例都是很典型的PTSD，全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对一战士兵的心理疾病研究，前身是“炮.弹休克症”。

后来，PTSD不再是战场专属，任何遭受过重大创伤性事件的个体，都有可能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

西方对PTSD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对比之下，国内在这个领域，至少在公众关注这方面相当空白，甚少有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深入探讨PTSD这个问题，尤其是因战争引起的PTSD。

尹修凝重地听着夏老师的讲解，问，PTSD能根治么？

夏老师说，可以。

尹修松了一口气。

夏老师说，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操作很难，而且治疗过程大概率会经历各种反复，患者与陪同患者治疗的人都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夏老师又说，对于PTSD的治疗，不，对于所有心理疾病的治疗，社会关系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亲人、爱人、朋友给与的支持越多，康复的希望越大。

有希望就好。尹修想。

有那么一点希望，就足够了。

他们熬过了那么多。总不能在这里熬不过去。

白兰在手机那头继续说：“不过医生说，岑哥这个情况有点奇怪。”

尹修回神，“怎么？”

白兰：“医生说，从岑哥症状发生的时间点和症状的严重程度来看，推断不出合理的创伤源。”

PTSD的前提是遭受创伤，如果症状很严重，那遭受的通常是重大创伤。

PTSD有潜伏期，但潜伏期常规来说封顶六个月，当事人遭遇创伤后，超过六个月才出现PTSD的症状，而且是爆发式的剧烈症状，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医生让白兰回溯患者在近半年遭遇的创伤事件，试图找到创伤源，这是治疗PTSD的第一步。白兰身为岑渊的助理，很快就翻出了岑渊过去半年的所有行程记录，她看来看去，唯一有可能成为创伤源的，就是周瞬和俞嘉佳的车祸。

所以医生说奇怪。

患者的创伤源和症状两者之间的严重程度并不对等。

其一，岑渊并不是创伤事件的直接受害者。

其二，突然失去很重要的人确实也会引发PTSD，但这通常是指至亲至爱之人，比如配偶或孩子，按白兰的描述，岑渊和周瞬、俞嘉佳充其量算是“比较好的朋友”，并且在过去半年里见面的次数根本算不上多。

其三，岑渊并未在现场亲眼目睹血腥的车祸场面。视频、照片也会给人一定的冲击，可那种程度的冲击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失常。

让任何一个从业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来判断，都很难相信这场车祸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伤源。

找不到真正的创伤源，PTSD的治疗就难以展开。

听白兰说完，尹修再次沉默了很久。

医生的推断没错，岑渊的创伤源不在这里。

而是在很久远的时候，在那个很遥远的地方。

他也许是世上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人。

次日，尹修又约夏老师长谈了一次。

尹修当然不能太直接，他把自己真正想问的问题拆分成了很多其他问题，采用迂回战术，一点点挖掘自己想要的答案。

夏老师拿着四位数的时薪，很尽职地给尹修上了一堂科普课。

尹修学到了一个很关键的知识点——心理疾病，并不纯粹是“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