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2年三月，李光睿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祖，不许。

公元975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绝，于是恼羞成怒，派军1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攻下。光睿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睿出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斩首700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因避光义讳，改光睿为克睿，太宗鉴于克睿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尉。

公元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其子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了表示哀悼，辍朝2日，赠侍中。

公元979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公元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年至980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好的。这种良好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史载：“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而这时候也是党项人与宋王朝充满了蜜月时期。

三、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权是一个长期雄视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党项之间的民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使用武力，并不能稳操胜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年五月，继捧亲率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四州八县”。

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信等12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州刺史，赏赐钱物很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种措施表明他决心将割据300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取消其统治的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

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在孤城中说固然是宋朝无能，特别是太宗的才华根本不如宋太祖。当然他举斧子搞阴谋心狠手毒的本事比赵匡胤要大，其后又有李煜的故事。其次也是李继迁等人的野心造成的。后面一点我在正文孤城中也解释过了。还有一条，宋朝的军力太弱，如果象唐朝那样又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