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半年前初投新襄时不同，现在的茅元仪已经打磨出来，不再想着一步登天，在新襄主导军务，而是老老实实给俞国振提供参谋。在他摆正心态之后。他对于新襄的接受程度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到现在，才是十个月时间，他已经能够很习惯地称呼出“咱们新襄”来了。

俞国振哑然一笑，然后缓缓道：“安民先生是不了解这位张天如先生……安民先生记得我在《新襄学术》上的文章《从屁股到脑袋》么？”

提到这篇文章。茅元仪忍不住大笑起来：“伯爷此文，说实话。属下觉得太过刻薄，非宽仁之道。”

“非刻薄不足以动人啊……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哗众取宠。”

《新襄学术》乃是一部只在新襄、会安、羿城和新杭发行的杂志，其面向对向，乃是新襄越来越多的文人——知识者。这些人的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新襄自己培养出来的，比如说，像蒋佑中这样完全是俞国振一手教出来的；二是投入新襄体系的旧文人，像宋应星、茅元仪、章篪等。其中旧文人多一些，新文人数量与之相比较少，因此如何改造旧文人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俞国振希望招纳部分开明的旧文人参与新襄的建设，这样能节约大量的时间，但在这同时，他也对这些旧文人保持着巨大的警惕，他是要来改造旧文人，而不是让自己的学生被旧文人改造。

因此，便有了《新襄学术》和文人去生产战斗第一线的号召。

崇祯十一年元月，《新襄学术》创刊号发行，这完全由白话文写出的文字，第一篇就是《文人的职责是什么》，这篇文章中，俞国振从先秦时论起，指出华夏文人对华夏文明的意义，其中免不了褒扬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与兴办私学的教学实践，将文化从贵族世裔的专利解放出来，使得普通人也可以学习文化。但俞国振紧接着就认为，孔子对于文化的解放还不够彻底，而后世文人则不敢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就使得后世文人被困在他的圈子里，对于文人的天职无法进行根本的认识。

最接近于突破的人是张载，他说的文人的职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他的认识还是有所偏差，仍然将文人从“生民”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生民之上。

俞国振在这文中很明确地指定：文人乃出自百姓，是百姓一员，文人所为天地、为生民、为往世、为太平。说来说去都是一个。为百姓！

文人的职责就是为百姓服务为百姓公仆，若非如此，便是偏离了正道，便是将文化变成只供少数人狎玩的妓女。

此文一出，顿时在新襄旧文人中掀起轩然大波，长期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到了俞国振文中，读书人却是要为万般下品服务的公仆，这岂不是乾坤倒置？

一场大争论便在新襄展开，不过蒋佑中等新文人没有参与。倒是旧文人首先分裂。有些觉得被羞辱了的读书人甚至公开驳斥俞国振，而支持俞国振者亦不甘落后，这其中，章篪、茅元仪、宋应星等主动应战。他们都明白，这是向俞国振摆明立场的时候了，而且俞国振所说，正合孟子以来“民为贵”的思想。双方引经据典，从俞国振的话一直争到儒家道统，就在这时，出外考察回来的徐弘祖徐霞客一句话，让众人实现了共识。

“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来自于《尚书》中的原话，像是座山。将那些认为读书人就要比别的百姓高贵的观点击得粉碎。

紧接着，俞国振便放出了第二枚炸弹：《从屁股到脑袋》。

这部文里，俞国振提出了看待人物，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都必须运用本质分析法，即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离不开其本质，也就是他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将决定他有什么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