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郎中捋着胡须沉吟道：“本证风寒湿邪，痹阻于肌表，必须重用附子和桂枝！附子温经逐寒止痛，助肾阳，立卫阳之基，若不是担心炮制不得力，为师还打算用四枚呢！病患这病，三枚我都担心难以克敌制胜啊。”

“可是……”

薛郎中摆摆手：“不要可是了，病人痛得厉害，赶紧用药才行。你等一会拿药的时候，注意拣那些炮制略过的附子用，同时，要注意观察是否有中毒征象。”

附子有大毒，必须经过炮制去毒才能使用，而能否去毒的同时保证药效，炮制方法是关键。在现代科研技术支持下，对附子的炮制方法已经十分科学，所以附子的用量也远远大于古代，比如中医火神派医者，一般用炮附子都是在百克左右，也就是六枚左右。像吴佩衡这样的大家，用方附子经常用到二三百克的，也就是十多枚。

而在古代，用量就比这小得多。张仲景《伤寒论》中用炮附子，以枚为单位时最大量是三枚（生用则只是大附子一枚），根据专门研究《伤寒论》的著名教授郝万山的研究结果，一般的附子每枚重约十五克（大附子重二十至三十克），三枚普通的附子大约重四十五克。

但是，纵观整个《伤寒论》可知，里面的剂量都比现代使用的剂量大的多，因为汉代方剂写法、服药方法都与现代不同。如果照搬这个剂量使用，绝对会出医疗事故。所以看古方不能看他的绝对用量，而应该看它在方剂配伍中的比例，这才是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根据《伤寒论》第一方“桂枝汤”的配伍比例可知，桂枝用量在《伤寒论》里是三两，根据郝万山教授的研究结果，东汉一两约等于现代的十五克，三两就是四十五克，而现代方剂书“桂枝汤”中桂枝的用量只有九克，是《伤寒论》的五分之一，按照这个比例折算，张仲景使用附子最大剂量四十五克，应该折算为九克。这才是一个正常剂量。

这是以附子一般个头重量估算的，具体用量张仲景《伤寒论》中以两为单位，使用附子以“乌梅丸”用量最重，用炮附子六两，约为现代的九十克，但按照以上所述的原因，应当进行五分之一缩小折算，也就是十八克。也算正常用量了。

这是从方剂学角度对张仲景用附子量与现代习惯的折算理解，说明张仲景用附子量是正常的，并不大。但实际上，在古代用量中，附子的绝对用量还是很大的，但是，纵观古代医案用方便知，这种用量古代医者很少能达到的，实际用量远小于这个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不掌握煎药的时间，不知道附子必须先煎一个半小时左右，以达到去毒的目的，另一个，是因为炮制方法比较落后。

唐初之前使用的是火炮法，也就是在火边煨或者在火上烤。这种方法不好把握炮制的度，很容易把药材炮制烘烤不足或者过度，炮制过度，会损害药物的药性，损害药用价值。如炮制不足，又容易去毒不足而引起中毒反应。张仲景《伤寒论》里说的三枚炮附子那是达到了去毒要求的标准用量，而实际上，由于古代附子炮制方法比较落后，附子去毒达不到要求，剂量大了经常出事故，所以古代医者对附子的使用都十分谨慎，尽管伤寒论要求三枚，平时也就用两枚，大个的也就一枚。一些胆小的郎中用量更小。

象薛郎中这样敢于直接用原方三枚的，还是比较罕见的，也算是艺高人胆大了。

石郎中忙答应了，赶紧去抓药煎药。唐初的人还不知道附子要先煎去毒，所以很快便煎熬了药送来。亲自给老妇服下。

不一会，董氏便口角流涎，并开始呕吐，伸手在空中乱抓乱舞，手脚冰凉，接着出气多进气少大小便失禁了！

一见老妇果然中毒，薛郎中和石郎中顿时慌了神，赶紧急煎甘草绿豆汤给老妇送服。可效果不佳，病患已经昏迷，又急忙调整用药，原方又加生大黄、防风、黑小豆和蜂蜜，手忙脚乱一直救到天亮，老妇这才转危为安，悠悠醒转。

先前听薛郎中说得头头是道的，董氏的儿子和儿媳妇还信心满满的，没想到药用之后，竟然出现了中毒，气得她儿子怒目圆瞪，他是大户人家做事的，也学得说话拿架子。冲着薛郎中和石郎中呵道：“搞什么，你们行不行？不行我换地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