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便有了蜀汉之盛。

虽然这盛况没能持续多久，便因为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堕入谷底，但毫无疑问，晚年的刘备彻底悟了。临终前，刘备更是将帝王权术运用到了极致，因而才有了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从绝境中挣扎出来的幸事。

要知道，在刘备去世的时候，蜀汉当时只剩下十三个郡，周围还有五路兵马虎视眈眈，妥妥的灭国之兆。

而现在，仅仅十年过去，蜀汉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已经可以单独和魏国正面硬抗了。

与刘备早期遭遇相同的另一个例子是曾国藩，早期的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抵抗太平军时，认为占有大义就能感召别人，必然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但是曾国藩很快发现，最初投奔他的人才，都去了另一个湘军将领胡林翼那里，于是便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何故尽归胡公？”

赵烈文回曰：“人皆有私，在公麾下既不能官，又不得财，不走何待？”

曾国藩问：“那我该怎么办？”

赵烈文回答：“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

曾国藩这才恍然大悟，从此以后对待有功的部下“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用重赏来“集众人之私，鼓好胜之心”。特别是就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以后，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

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人才济济，终破太平天国，成就湘军神话。

对于每个人或势力而言，利益永远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如果不能，则必相背。

大义可以招揽人才，却无法笼络住人才和其他不属于自己的势力，让他们为我所用。

而使用“人以利动”的策略，就能“借鲜卑人之兵，成蜀汉之伟功”。

这个策略，也是马谡攻略交州时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对陆家许之以重利，离间他们站到孙权的对立面，减轻来自东吴随时都有可能背盟一刺的压力。

大道理说完，尽管把曾国藩替换为无名氏，马谡仍感觉有些小小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