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进入巴蜀的道路便以难行著称，因其被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山高谷深。其间大江如带，汇川联流，既是气势磅礴，更是险阻重重。

入川之途，陆路须通过大娄山和大巴山上的盘山栈道，水路则有三峡天险。

所以无论川外的地方如何纷乱，只要能据川称王，凭其境内稠密的河道，且有都江堰自流灌溉的系统，农业发达，必可暂得偏安之局，致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川地虽然表面看起来富饶无比，居安无忧，但在徐子陵的眼中看来，跟洛阳天险没有任何的分别。

久居久守者必失，因为川地富裕，物尽其享，人皆求乐，长久之下，久安之下，容易变得不求上进和骄奢淫逸。反正外界的影响不大，所以能够在顺境中努力拼搏者，更是万中无一。故蜀地在汉末三国之前，就曾上演过相同的一慕。

刘备军本来一直挣扎求存，数度以弱胜强，大仗小仗胜过魏吴极多，由一个小小的地方，鼎立起一国。

待到了发展极致，更是能雄吞并荆州及攻取西蜀，北上汉中，直迫长安。在最强盛时，五虎将俱在，雄极一时。但是久安蜀地，士兵们居安不训，空有良将，任由岁月踌跎，空有诸葛武候之慧不用，最后国力越是雄厚，但士兵战力却每况愈下。

诸葛武候一生致力北攻，欲激发士兵血性斗志。却无奈久安于蜀之兵，再无复当年之勇，新地蜀兵，更是战力极下，人心思安，皆想享乐，纵有惊天之智，也无力回天。

蜀国之败，完全败在骄奢淫逸，败在蜀地太富饶太多天险太无威胁之下。

徐子陵凭着千年历史知识积累出来的经验，知道长城蜀地等皆为天险，守者无不亡国。想一统天下问鼎中原者，必须艰苦奋斗，白手兴家之人，才会有兴旺盛世之朝。几乎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是在最富裕的年代开始腐败，崩溃。

越富饶的朝代，国家的战力就越是低下，士兵的身体和士气，就越是羸弱和涣散。

再换到地方，也是同样的道理。

越富裕的地方，就越不愿战斗，士兵也越怕死，战力自然就越无能。

徐子陵攻下洛阳，但绝对不想招收大量的洛阳子弟为士兵，更不想拱守洛阳，所以才把它变成一个贸易都市。他不但严格制定了华夏军在洛阳中的纪律，而且无论训练或者生活，都远比别处士兵更加艰苦。

川地，以蜀郡为主。

虽以汉族为主，但却聚居了四十多个其他比如羌、彝等少数民族，极富地方风情。

徐子陵落脚的县城，是湖北房陵郡堵水之北的上庸城，是往蜀郡主要路线的其中一个大站，只要往西多走小半天，便可进入大巴山的山区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