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是好的，可没有客观条件，当时的货币经济还没有那么发达。两税法实行不到三十年，就被迫从收货币，改成收实物。

而且朝廷看官员的政绩，往往看当地收来了多少税钱。

那些官员于是横征暴敛，杂税又开始多了。比如房产税，比如交易税，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

历史的车轮很快又咕噜咕噜地回去了。

到最后，各种杂税比正税还多，再加上地主豪强的搜刮，老百姓不得不卖儿卖女来缴税。

比如《观》麦》中的那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就不得不把家里的田产卖了来缴税。

值得一提的是，官员一旦来统计过家里的人丁，缴税的额度就定下来了，税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

也就是说，那个妇女家里把田卖了只能抵一次的税钱。等到官员下次来收税，她还要交那么多税钱。

可是下一次还有田卖吗？

这种百姓，要么饿死，要么逃亡成为流民。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

————很多地方的人都逃光了！

虽然白居易没有继续观察，不过妇女的结局好像是注定的。

白居易看到了两税法的弊端，不仅写诗为底层百姓发声，也要求朝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唐宪宗李纯的脸绿了，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疼。

他知道两税法有些弊端，可望着国库里越来越多的钱财，他觉得没必要改。因为牵一发动全身，一旦改革，肯定得罪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

只要国库不空，他就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且官官相隐，这种欺压百姓的事情自然不会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