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矩非常得罪坐拥大量田产的贵族，但扶苏原本就见不得他们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正值六国旧贵族趁始皇驾崩起兵造反，扶苏便强硬地将此政策推行了下去。这样便安抚了饱受压迫的庶民，大大减少了庶民跟随叛军作乱的比例。

同时，扶苏还规定，镇压叛乱的贵族可以得到税收减免的优待。镇压得越多，减免年限就越长。

贵族虽然知道扶苏这是钝刀子割肉，用减免政策来安抚他们，让他们不再反抗新的税制。但他们没得选，只能接受。

胡亥搞那么多骚操作都没人拦得住，换上手段更高明的扶苏，秦国贵族只会更没有抗议的余地。

若是再闹，减免政策也给你削了，老老实实交税去吧。

贵族们只能自我安慰，就算镇压了叛乱，以后也不是就没有别的法子能够再给自家争取延长减免年限了。北边还有匈奴可以打，往西还有西域可以收拾。

扶苏见贵族老实了，又顺势推出了另一个人头税的改制，将之废除。

秦朝的人头税是规定16至60岁的男丁需要按人头交税，实际是一种劳动税。有劳动能力的人才需要交税，看似十分合理。

毕竟天下有许多荒田，若是完全按田亩数量收税，荒田的税收就要平摊到庶民身上去。

但剥削和压迫是永远存在的，到了王朝后期，大量男丁手里没有田地却要交税，土地都到地主手里去了。可男丁手里没有土地，不代表他们名义上没有土地，况且租田也是要交租税的。

只交人头税也就罢了，倘若人头税和田税并存，那庶民的日子有多难过可想而知。

扶苏以官田形式收拢无主的田地和无人耕种的荒田，收税只按耕地亩数计算。虽然这么做容易给管理官田的官吏钻漏洞瞒报耕地数量的机会，可也比多收田税加重庶民负担要好些。

在大秦完善了庶民名下田地的登记制度之后，收税便可只收田租了，手里有多少田就按多少来交。

田越多税越重，也能限制一部分人盲目增加田产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抑制地主的扩张。哪怕抑制效果有限，也比不抑制要强。

秦王政采纳了儿子提出的新税制，在此基础上与治粟内史等人商议完善。

适合上辈子秦二世的政策不一定完全适合如今的大秦，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动。

有秦王政坐镇，新制推行起来阻力更小。功勋贵族们或许不会给扶苏面子，但绝对要给王上面子。

大赦天下的时机选得好，旁人有意见也得憋着。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和秦王唱反调，以后不过了是吧？

“王上，如今正是秋收时节，贸然更改税制，只怕不妥。”

还真有人站出来反对的。

扶苏看了一眼那人，是个他没多少印象的秦国贵族。打天下没他家什么功劳，但他们家靠着在秦国经营多年，手里掌握的土地估计不少。

事实上功臣们刚灭三晋和楚国没两年，虽然分到手了大量土地，却还没太享受过这么多田地带来的巨额财富。

天下还乱着，有些田产名义上是分给了功臣，其实产出的庄稼根本没能送到他们的新主人手里。毕竟路途颠簸又遥远，运输实在不便。

秦王政于是赏下大量财帛安抚将军们，以此换取了新收的粮食。粮食直接就近充入各地府库，另外又运送了一大部分去往军营，作为军粮。

将军们对此没什么意见。

一来他们拿到了钱财补偿，二来他们打仗确实很需要粮草。

由于没亲眼见过改制之前的粮产账册，就算改制之后到手的粮食数量出现锐减，对将军们来讲也没什么心理落差。

减就减了，大不了回头再多赚点田回来。

不过按照目前的情况，恐怕要等到天下一统之后，将军们才能真切地拿到六国田地的产出。

受影响比较大的是灭六国之前就在秦国坐拥大量田产的贵族。但其中依然在朝中显赫的官员本就参与了征伐六国，在外头还有新田补充。

也就是说，将军们不会站出来反对，他们还有外快等着赚。反对的都是落魄的家族，已经在朝中没什么话语权了，只能口头抗议。

秦王政眼都没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