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政策虽然好，但强硬推行最好还是选个合适的时机。在此之前，多给庶民一些适应的时间。”

比如在彻底覆灭六国的大一统元年，除旧迎新之际颁布新的政令。

一来，有个名头大家也更能接受。

二来，新朝新气象，算是大秦的一次彻底革新。

三来，古人讲究年号更改之前不做大动作。

举个例子，孝文王为父亲守孝一年，在此之前没有正式更替年号为孝文王元年。

于是在此之前他施行的为政举措，史书记载都是“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发生的，不知道还以为是已故的昭襄王做出的业绩。

这也就罢了，很多人因为他更改年号仅三天就驾崩，便误以为他只当了三天秦王。

秦王政身上虽然没有这类问题，无论是“秦王政二十六年”还是紧跟着的“大一统元年”，都是他本人的功绩。

但大一统的举措，自然还是在大一统时下达最合适。

扶苏不太清楚后世人会怎么算父亲的在位年号，或许大一统后依然接着前面的计数，只是从“秦王政二十六年”换成了“秦始皇帝二十七年”。

反正他们大秦自己是用“大一统”来当年号计算的，除却始皇地位特殊用词不同之外，后面从他开始，都是“二世元年”“三世元年”这样计数。

事实上在如今的关中地区，秦半两已经基本上彻底取代旧刀币了。但只要官府还没有明文规定“刀币被废除”，它名义上就还是存在着。

扶苏怀疑后世很多人可能对父亲统一天下之前的功绩只了解个灭六国，根本不知道他为了后续的治理天下做过什么准备。他们甚至也不知道在灭六国之前，秦王政从亲政到发兵灭韩也做了足足六年的准备工作。

既然他们反正也不会去记之前的东西，那不如就干脆把该大一统的政令放在大一统时下达好了。

在此之前，官府只提倡，不强制。

秦王政没有大一统政策就得大一统时下达的强迫症，但他认为儿子说的要给庶民足够的时间适应很有道理。

反正迟早都是要推行的，而且现在的推行效果也还不错，确实不必急于求成。先给庶民两个选择，等他们自己尝到了统一政策的甜头，自然会产生心理偏向。

扶苏根据上辈子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小建议。

比如怎么调动起庶民对新度量衡算法的拥护，而不是一味地抵制新事物，这都是一门学问。

上一世刚开始的时候六国庶民是很抵触的，因为基层官吏管理混乱。好多六国旧吏仗着庶民不懂，只说秦国规定要更换收税时用的度量了，然后随便拿个体积庞大的容器过来，就让庶民交粮。

庶民一看新度量衡让自己吃亏这么多，自然就不乐意了。秦国分明没占到多少好处，还得为某些中饱私囊的旧吏背锅。

政策再好，也得跟庶民解释清楚了。

总想着庶民反正也听不懂这些深意，省点力气别浪费口舌了，最后吃亏的指不定是谁呢。

愚民政策也是一样的。

庶民愚昧了，方便被统治者管理。但与此同时，也方便被别有用心的人糊弄。

六国反秦人士又不是傻子，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能不利用？秦国会忽悠庶民安分种田，他们难道不会忽悠庶民协同造反吗？

所以扶苏极力劝说父亲派人去同庶民说清楚，各项政策到底对他们本身有什么益处。有了盼头，他们才乐意遵守。

当初商君的耕战政策能被秦人接受并拥护，是因为秦人看懂了它能给自家带来的巨大好处。

现在的黎民百姓还是很淳朴的。

往后数一些朝代，其实也干过给百姓解释政策的事情，而且基本快成为基操了。可他们画大饼的时候说得好听，百姓真正到手的实惠不多，久而久之百姓就不信官府的忽悠了。

但大秦不一样。

第一次用这种方法，而且大一统政策的优势是实打实的。扶苏的大饼一般只对臣子画，没有兴趣哄骗庶民，如此一来想必能迅速建立起大秦官府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