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我们也泛泛的谈了一些。我听他们谈话间说到吴先生是唱戏的，而且在上海的永和楼还是个挺有名的角儿。说来惭愧，我虽然平时总爱附庸风雅的听听戏，尤其推崇梅博士，也会哼几句经典的唱段，但正经去戏楼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除了几次应友人邀请以外，大多还是听的收音机。也因此对吴先生有了些既好奇又战战的心情来，一来想和他探讨下戏剧，因我身边之人多半都不太喜欢听戏；一来却又怕自己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不过一番交谈之后，却发现吴先生其实是个非常和善的人，全然不似他看起来那么冷淡而不近人情。他在提到戏的时候，虽则语气仍旧淡淡的，却不自觉的透出一股子自豪和欢喜的感觉来，连人也放松了不少。所以他虽然提及过自己年少时候学戏，总是如何的不甘愿，如何的想要躲得远远的，可我想时至今日，他对唱戏确是深深爱着的。

自那次小聚以后，我因为报社事务繁杂，很久都没再寻到机会同李先生相见。只是我毕竟是办报纸的，而李先生又是商界的青年才俊，是以偶尔也能从种种地方听闻关于李先生的零碎事情。也有过几次短暂的电话联系，但也总是先办完公事，再相互问好，聊聊近况，便草草的结束了谈话。

再一次相见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四四年的夏天了。

那时候少天仍旧留在滇西。前线虽然已经展开反攻，但是战局仍旧十分紧张。我当时虽然一如平常的上班与下班，心里却着实担心。一则心系我中华能否趁此时机一举获得胜利，打退日寇；一则担心身处前线的同事是否平安。毕竟前线离上海颇远，纵有书信往来，仍旧滞后了许多。那天我正赶着去邮局寄包裹和书信，虽然报社中有电报机，但是一则电报耗费较贵，二则不宜公器私用，因而写着私人事务的东西一律还是都寄了信。很凑巧地，就在邮局碰见了李轩先生。

两年的时间并没有让他改变太多，他看上去仍旧是个温文尔雅又不失活泼的年轻人。他似乎也在寄什么东西，我随意问了一句，他回答我说他刚从老家探亲回来不久，这次是给身在南京的吴先生寄一些家乡的土产。

于是我便知道了他们两人竟然是同乡，还打趣了句难怪你二人总是这样亲近。

李先生只是冲我笑了一下，没多说些什么。但那笑容却是极温柔，极快活的。我早年也是记者出生，认真修过摄影，也拍过许多的人像，但我仍旧觉得只那个笑容，是我见过的、也是我能想象出来的最好的笑容了。

那也是我在回大陆前最后一次见到李先生。

抗战胜利后，我家中长辈因着生意上的种种原因打算举家迁到香港去。我虽然极力想要留在大陆——毕竟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正是我等青年一尽微薄之力之时，奈何情势逼人，由于各种原因——并非仅仅是家中的压力——我于一九四六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同时在香港创立了蓝雨报社。少天以及报社里昔日一些关系极好且本家原也在广州的同事在随后亦赴港与我共事，不可谓不是一大幸事。

在那之后，因为香港在当时仍算是英国的“租借地”，加之国内政局风波诡谲，与大陆的音信也就慢慢断了。待得风波初定，已过了二十余年，而此时我与少天都早已从报社退休，便思忖着回大陆一趟，去探访旧友。

只是或许一九七九年的春天，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不论是对这个国家，还是对我个人。在我们筹备动身前夕，立春的那一天，有一个自称是李轩先生侄女的女孩儿寻上门来拜访我。我询问之下才知，她是当年李先生的族弟李迅先生的女儿。李迅先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因病过世，却留下遗愿要求子女尽一切力量完成，而她为了完成这个遗愿，几经周折才寻到我的处所，前来求我帮忙。

我与李迅先生并不相熟，只有过一次匆匆的照面。剩下的了解，则全都来自与李轩先生的几次谈话间偶然的提及。因而我实在是想不出究竟有什么事情，需要寻上我来帮忙，我于是邀请她进屋坐下慢慢谈，随后听到的故事，却堪比报纸上的传奇小说。

这是一个漫长的、曲折的故事。

我很难如同报纸上的那些小说家一样写清楚它在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因为它太过晦涩，太过隐蔽又太过遥远。不论是我，还是李女士，都没有亲历过这个故事，都不过是这个故事里偶尔擦肩的旁人，因此，也没有办法说出它的经过。我只能在此，简略的写下它的结局。

李女士自台湾远道而来，是希望我能帮助她完成她父亲的遗愿——送吴羽策先生的骨灰回到大陆。

吴羽策先生和李轩先生当年都是地下党，并且是一对配合无间的搭档。而不知为何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只吴先生一个人登船远赴台湾，而李先生则留在了大陆，两人就此断了音讯。一九五零年的时候，因受“吴石案”的牵连而暴露的吴先生牺牲在了海峡对岸，而李先生的族弟、两人当年的好友李迅先生用尽多方关系，设法将其骨灰取了出来，却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他临终时分也没能回到大陆，将骨灰送回故土。

而这个心愿，也就成了他的遗愿，由他的女儿代为完成。只是李女士自对当年的事情实在知之甚少，根本无法联系到当年的故人，也不知该将这骨灰葬于何处，经多方周折，才打听到我曾是李轩先生和吴羽策先生的旧友，因而上门恳请我帮忙。

我乍一听闻这事情的原委，难免唏嘘不已，两位先生原是我旧友，本就没有不帮之理，更何况我与少天原就有回大陆寻访故人的打算，便一口应承了下来。

到了大陆后，我二人先去拜访了云秀，随后听云秀介绍去见了方锐先生。听说他当年与吴羽策先生的交情甚笃，或许能知道些李轩先生的下落。

虽然我知晓吴先生的故乡是在西安，然而我一对他在西安的亲友一无所知——而且吴先生当年似乎本就是长在戏院的孤儿，二却是觉得这骨灰，仍是交给李轩先生最为合适。当初年少懵懂，并不懂他二人情谊，只当是同乡的情分，又兼着知己好友的情谊——虽然他们之间也确实是有同乡、知己和好友的感情，但我知道远远不止于此。故乡故乡，总要人认定了是安身立命之地，才能称之为故乡。

所幸，方锐先生与李轩先生仍旧持续着往来，而我终于在时隔近三十年后，重新又联系上了李轩先生。他其实住的并不远——他二人，连同云秀，都住在一片街区里头。

听闻我来，他原本很是高兴。说是昔年旧友要么战死沙场，要么不知所踪，很难得才能遇见一个还能够一起回忆回忆当年那些事的人了。他那种欣喜的口气，让我几乎是要不忍心说出我此行的目的，然而受人之托，便要忠人之事，该说的总也要说。

我在电话那头寒暄了两句，便直接的说了我此番前来寻他的缘由。毕竟我也不觉得这事情瞒着他便是好，只想着早早说了，再劝他想开些。何况已经过了这许多年，李先生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恐怕也没有什么事情还能将他逼到肝肠寸断的地步。只是我原是想了数种说辞准备来劝慰他，却没想到电话那头只传来“啪”的一声响，像是听筒落在地上的声音，随后就是一连串的忙音。这不由得让我十分担心，李先生当年和吴老板的情分，我虽是个交情不深的局外人，却也看得分明。正想着是不是给方锐去个电话直接寻去李轩先生家时，他重又打电话过来。他在那头说，方才在外头打电话，不小心给人碰掉了听筒，但是又不知道我电话，只好打给方锐去问，辗转再打过来。

他的声音平平淡淡的，并没有什么大起伏。我想着，这毕竟也快三十年了，大抵再难过，也都看得轻了。既然话已说开，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那么令我为难了，李先生说他自个儿其实早早的就看好了墓址——不过是给他自个儿的，也找朋友交待了后事，毕竟年纪大了，也没个子女亲戚的，万一哪天去了，不交待的话后事也不好办——只没想到那块地会提前用上。我于是和他约好了第二天在公墓那头碰头，转交骨灰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