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子民，朕自当一视同仁，那山中之人，靠山吃山，你这海边的人，靠海吃海，岂能向朝廷额外索取？”

“陛下说靠海吃海，此话当真？”

皇帝方才觉察到自己的失言，已经被人捉住了机会。

“陛下既然知道东南百万生民只能靠海求生，为何绝其生路？《大明律》禁造大船，禁带货物下海，船主比照谋叛斩首。以此为准，沿海多少人并无谋叛之心，仅为商贸交通，衣食之需，却成谋叛之人？”叶孤城不无嘲讽道，“照这个条文，我在认识南王世子之前，大概已经谋叛十余次了。”

皇帝圣贤书读得多，海上交通，却不曾亲见，只得说道：“朝中的规矩，有例不可废，无例不可兴，禁海是□□洪武皇帝的祖制，海道可通外邦，故禁其往来。沿海虽然少些利益，却也少了贼人里通外国，可阻止倭寇侵入内地，地方上也能少受杀戮之苦。”

“陛下眼中只有祖制，将沿海民生视为草芥，陛下可知恶法非法，贼本非贼。”

“贼就是贼。”皇帝旧话重提，“不遵王法，背弃家邦，做了贼寇，自然可诛。”

“陛下口中的贼，不过是近海的农户和商人，若无海禁，本只是捕鱼贩货，谋生而已。一切禁罢，衣食无所出，则出海谋生是一死，杀人越货也不过一死，横竖只能一死，他自然不惜杀人越货，倘有机会还会攻城略地。朝廷如此执迷不悟，会使滨海人人皆贼。”

叶孤城无论说出怎样刺耳的话，都能不动声色，皇帝不以为然道：“滨海难道就没有不违海禁，勤恳耕读的良家之子了吗？耕读之人能活，那海贼不下海就不能活了吗？”

“我辈当然能活，还比耕读之人宽裕许多。陛下可知海禁之中，最苦的不是违禁之人，恰恰是遵纪守法的良家之子。东南之地，地狭人稠，土地产出不足以糊口，失地之人，无论如何勤苦，若不靠海为生，只会饥贫潦倒；而违禁之人通番互市却能获利十倍百倍，海禁愈严，利润愈高。人之本性皆是逐利的，长此以往，良家之子也视海商为衣食父母，纷纷入海为生，禁令愈严，海寇愈多，官军诛不胜诛，只得欺软怕硬，甚至杀良冒功，最终律法的威严荡然无存，而沿海之人只会憎恨朝廷。这并不利于陛下。”

名利之中，名在利前，越是上位者，越不能免，皇帝刚登基，更在意自己的名声，他正色道：“杀良冒功，虽然难以避免，但滥杀无辜，绝非朝廷的本意，更不是朕的本意。”

“杀良冒功，固然是滥杀无辜，逼民为寇，然后诛之，也是罔民。戚总兵平倭，可谓是当今最大的军功。可即便所谓倭寇，倭人不过十之一二，至多不过十之二三，被当做倭寇残杀的，十之八九是沿海的编户齐民。朝廷不许他们有合法的出路，他们就只能私贩；海上没有可循的法度，他们就只能弱肉强食；朝廷捕杀，他们就只能反杀；倭人勇武，他们自然会借倭人的名义。陛下口口声声效仿汉文帝，却残杀自己的子民，当作军功炫耀，岂不是缘木求鱼？”

皇帝差点要说出“不遵法度下海的就不是朕的子民”，一想这话出口，便将沿海之人排斥在治权之外，自毁帝王权威，他自有一种冷静自持、帝德如天的架子，按捺心情道：“你一介布衣，不知理国的艰难，既是为了沿海民生，也算动机可恕。这种话，朕在朕的文臣武将嘴里也听过不少陈词滥调，你跟着南王世子作乱，逼宫犯上，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也未免太幼稚了。”

叶孤城只微微冷笑。

皇帝道：“朕说的不对？”

叶孤城怡然道：“能够直言又无利害关系的幼稚之人，不正是陛下所期待的么？”

皇帝忽然被说破心事，道：“你为何——”

“陛下登基未久，并不想与人勾心斗角，应该很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害怕被虚伪颟顸之人包围才对。倘若陛下身边都是些揣摩上意、纯熟老道、机关算尽的投机之人，他们敷衍的经验远胜于你，陛下心中难道不忧惧吗？”

皇帝一时之间微微有些赧色。驾驭政局、辨识人心，与读书习文不同，天资之外，必须经验。况且本朝文官，与帝王权威可谓此消彼长的关系，帝王孤身一人，应付群臣，既不敢推心置腹，也不敢刚愎自用，可谓左右为难。叶孤城所说，的确道破一个经验未足、羽翼未丰的年轻天子的真实处境。

历朝历代，民间的怨怼，无非是贪官污吏，苛捐杂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朝廷也希望君臣一体、万民拥护，可是治大国如烹小鲜，天下事哪儿那么容易，皇帝以为他指的还是这一套，心中不禁有些轻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