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外，还有人希望借用新名字，彻底与过去的社交圈道别，避免自己的痛苦经历被新朋友知道，比如曾经的家暴受害者或婚姻失败者等等。

“难道因为我隐藏了我的伤疤，我站在这里表达的态度就不值得被考虑，我对LGBT的支持，我对游行的支持，难道就不值得信赖了吗？”

“Zuckerberg先生，你所谓的‘真实’，对于小部分人来说，可能就是他们竭力想保护的伤疤。”

“每个人有真实展示自我的权利，但也应该有沉默的权利，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

Anna继续道，“唯一不同的是，我想保护的是我的伤痕，而他们，他们想保护的是自己真实的名字。这就是我并不是实名制受害者，却依然参加MyNamels的理由。”

“你说‘真实’很重要，可是‘真实’就只是名字吗？无论有没有这道伤痕，无论是叫John还是叫Anna，我就是我，我站在这里，此时、此刻，真正站在你面前，和你对话。我为我说的每一句话，为我陈述的每一个观点负责，为我表达的每一种态度负责，这难道就不是‘真实’了吗？”

她质问Mark。

Mark不说话了。

“Facebook很成功，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愿意承担实名制下‘真实’的责任，并且得益于它。”Anna不卑不亢地看着他。

“但同时我相信MyNamels的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正当的、不想使用ID卡上的名字的理由，他们都有想保护的‘伤痕’。”

“你是成功的，Zuckerberg先生，”她说，“你是美国梦的代表，新时代的神话。你的资产、你的身份使你能轻松抵御大部分的伤害，甚至无视它们。”

“但我们中的大部分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选择隐藏自己的的‘伤痕’，好减少来自歧视或是暴力的伤害。”

“你不是普通人，但可以请你尽力理解一个普通人的无奈和痛苦吗？”她问。

最后，Anna对Mark说，“我并不想逼你做任何决定，但请你尝试理解一下MyNamels每个人的‘伤痕’，谢谢。”

她放下话筒。

Mark看着她，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没有说话。

漫长的沉默后，他终于开口了。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合群的人，”Mark说，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静，“这代表我一直被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即使是现在，我也算不上是那‘大多数’中的一员。”

“我一直是不被理解的‘少数’。”他说，“这不是资产多少、地位高低可以改变的。”

“今天来游行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属于LGBT群体，但是为什么他们也来了？是因为平等的最基本含义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少数’也有实现自己主张的权利。而这一基本理念应该得到广泛认同。”

Mark似乎想了想该怎么说。

“你的伤痕让我意识到我竟然有一天也是那‘大多数’，同时为了‘大多数’而牺牲了‘少数’，或者是无视了他们。”

说到这里，Mark伸手摘掉自己的帽子，对面前的所有人郑重地鞠躬。

“非常抱歉。”等再次站直，他说，“我向所有被Facebook实名制伤害的人们道歉。”

Mark在摄像机和相机的快门声中许下承诺，“Facebook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会放宽实行十年的实名制审核。”

没有人会想到他这么干脆地道歉并答应放宽十年来无论什么激烈的抗议都无法撬松的实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