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她已经没法再与朋友们分享这一切，一想到这点，还是令她感到由衷的快乐――

这令柯洛娜感到释然。

哪有一段友情会只留痛苦、而不留丝毫的快乐呢？当她逐渐平复了自己的心绪，便可以看到，abc的朋友们留给她的，终究是支持多过痛苦。他们不经意间打击了她，这不错；但仍旧不可否认，他们曾经在她最迷茫的时候鼓励过她，在她对革命和各种先进思想一无所知的时候指引过她。即使如今断交了，她回想起往日的相处，心中也是温暖的。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再过几年――不用多，或许只需要一两年――她也许会重新找到他们。也许那时候女工识字班再多毕业几批学员，让她能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他们的任何反应。也许那时候她会向他们道歉、同他们争辩、再重归于好。

但一八二七年的那次骚乱让一切都偏离了原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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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一八二七年四月的这场动乱，在后世的历史书里并没有花费什么笔墨。

毕竟，从规模、从成效来看，它都没什么格外突出的地方。而发生在巴黎的革命实在太多了，前有法国大革命，后有一八三零和一八三二年的几场革命，这一场小小的、几乎立刻就被压制的动乱，几乎没有记载的必要。

然而，身处其中的凡人，毕竟没有办法跳脱出来，总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身边活生生的世事。

三月下旬间，柯洛娜上课时明显感到了人心浮动。要知道，会主动来上课的都是好学奋进的女工，能上到中、高级班的更是如此，因为劳累而在课堂上打瞌睡的不少，会清醒着听不进课去的情况极为少见。因此，她觉察到这种情况，几乎是马上就有了结论。“最近要发生什么事情吗？”她停下讲课，问。

她早就赢得了几乎所有女工的信任，没谁因为她家境优裕而将她当做外人。她一问，立刻就有女工坦诚地压低声音回答了：“我们在策划一场革命！”

她用了“我们”，而非“他们”。柯洛娜环视一圈课堂。“你们当中，有人要参加吗？”她不急不缓地问。

这次没谁立刻回答，但不少人出现了迟疑的神色。最当先回答的那个女工大胆地问：“您支持我们去革命吗？”

她是个有雀斑的姑娘，还很年轻，甚至比柯洛娜还小。柯洛娜小心地掂量着措辞，自己也有些犹豫。“我不知道。”最后，她坦白地说，“我自己愿意参加革命，我也认为革命最终是有益的。事实上，我在课程中讲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讲到许多的观点，也许已经是在支持你们去革命。但战斗毕竟是有风险的。在座的许多人都已经有自己的孩子要照料，我希望，你们至少不是不加考虑地去冒这种风险。”

顿了一顿，她又说：“具体到这一次的革命，至少在现在，我不建议你们参加。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转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请他们慎重考虑。坦白来说，我对这次革命的前景并不看好，它最多也不过是一场□□、又一次罢工，迟早要被军警镇压的。”

“为什么这么说？”另一个女工好奇地问。

“因为贵族那边毫无反应。”柯洛娜说，“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听闻一丝一毫的风声。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因为消息被瞒得很紧――我也知道有不少的贵族的确愚不可及。但是，作为个人的贵族可以愚昧无知；但作为一个统治阶级，能够维持它的统治地位不被推翻，必然是有原因的。倘若一切的先期准备连一丝丝的涟漪都没有掀起来，甚至连一丁点不安定的气氛或怀疑都不存在，那么，难道这一场革命实质上能掀起多么巨大的浪花吗？我对此不抱期望。”

这句话在女工之中激起了一阵窃窃低语。柯洛娜耐心地等待这阵低语平息下去。“既然如此，我们调整一下课程顺序。请各位翻到课本的第三十一页，今天我们来讲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大革命的章节还没有讲完之前，□□还是发生了。

那一天是周三，正巧是识字班上课的日子。柯洛娜踏进教室，便发现中级班的课堂里少了五个人。她皱起眉头，问：“凯安呢？”

“跟她哥哥一起去参加革命了。”

“苏茜？”

“她丈夫参加了罢工。她不放心，说要在家里守着。”

她一一点名问下来，五个女工中，只有一个是因为孩子生病而请假，其余四个的缺席全是为了这次的“革命事件”。柯洛娜站在讲台上，有些欣慰，又感到忧心。

当然，她愿意看到女工们投身革命，为了自己和一切贫苦人民的权益而奋起抗争。可是活生生的人、朝夕相处，她又不能不担心她们之中的任何人受伤、甚至牺牲。

尽管她已经没法再与朋友们分享这一切，一想到这点，还是令她感到由衷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