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这么久，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猜对方还在乎不在乎，猜不出，只好用话去扎。

我的疼从来忍着，他从来写在脸上。

零三年末，主唱在南方站稳了脚，李哥和我相继跟了过去。

同样是这一年，戴端阳结束了交换期，比我更早一步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一直滞留到元旦的前一天，才背着大包小包，费力地挤上火车。

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坐在我对面的中年人像小鸡啄米似的打着瞌睡，我一手抓着椅子的扶手，一手紧搂着行李，听着窗fèng里扑进来的风声，昏昏欲睡地坐着，每当要睡着的时候，又会忽然一个激灵，拾起头，四下张望一圈。

窗外是陌生的风景，身边是陌生的人，广播里突然传来播音员恭祝新年的声音。我把袖子挽起来，看了眼手表，这才发现已经过了十二点，二零零四年已经来了。

早上火车到站，李哥手上夹了根烟，已经在车站口等了我好一会。

看到我摇摇晃晃地出来，李哥接过我两样最重的行李，走在前面带路，马路上车流穿行，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南下打拼的人。

到了地方一打量，发现李哥临时下榻的地方比我想像中还小，靠墙放着一张铁c黄，一个铺好的地铺，吉他、播音器、效果器、电线、乐谱架，还有敞开的吉他套摆满一地。

他坐在扩音器上，从杂物堆里挖出一个电话，拨了主唱的号码说接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