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曾经住在京市时，他偶然发现高洛和姑姑家住在一个小区。姑姑在小区开理发店，各色人在此来往，来剪头发的有图便宜的卖菜阿姨，也有觉着她手艺好迢迢而来的富婆，她就此成了小区的万事通，什么人的来历都知道些。她说高洛的父母早就分开了，因为父亲赌博。母亲在小区干三份工，扫大街、拍违规车辆牌照和在超市搬货，希望都寄托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这三份工都不是好做的。扫大街得赶早起来，否则特别是夏天太阳毒辣，会晒的人发晕。拍违规牌照等相当于做城管的活，每天都有配额，如果拍不到足够多的违规情况就算是不达标，拿不足当天的工钱。超市搬货不仅需要体力，还要应付苛刻的超市老板娘的种种要求，货品的间距都要用尺子量，这确实可以被称作不能有“一分一厘”的差错。

费萧回忆起来，才想起高洛确实不常提起他的父亲。

姑姑说，高洛家住在十三号楼。费萧路过时会停下来看一看。那栋楼房龄得有二十多年，表面浅棕色的油漆早就被风雨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白色，也已经沾染了不少污秽，发黑发黄。上面画着一个黑色的圆圈，里头写着一个大大的“拆”字。费萧抬起头去望，这楼已经被砸了一半，许多窗户都没了，但仍有许多家可能因为拆迁的条件没谈妥，依旧固执地守在残破的楼里，勉强生活着。

他缓缓走在十三号楼和十三号楼之间的道路上。两栋楼的间距很窄，甚至有人不知想了什么方法，把一根晾衣绳拴在两栋楼之间，上面挂着各种枕巾、床单、短裤之类的东西。有的被风吹到了地上，沾满了泥。费萧想帮忙捡起来，但也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一家的，于是就作罢了。

如果再用一种公开的、正经的、郑重其事的方式表达，费萧会觉得有些尴尬。他怕高洛觉得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那太可怕了，这种尴尬让他想到电视上企业家给贫困学生颁发奖学金并郑重合影的场景，他除了赶紧换台别无他想。既然他无法确保自己掌握好那个尺度，他宁肯让高洛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当然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所作所为也许反而是种非常别扭的姿态。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更多的人，比如张俞，失去了被国家队挑选的最后机会。他们即将从省队退役，转而去体育学校读书。

刘元始终没出现。他在宿舍里的东西都清空了，费萧和柳小龙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原本拥挤促狭的宿舍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空荡荡的，多了许多空间放东西和做运动，少了的却是无从替代也无从找寻的东西。刘元没有参加队里的赛事总结，也没有来队里的欢送会。他似乎突兀地人间蒸发了，不见踪迹。

费萧给他发过几次微信，询问现在的情况。语气有时平常，有时戏谑。费萧依然可以把信息发过去，消息后并没出现那个红色的感叹号，说明刘元没有拉黑他，但是他一条都没有回复。刘元也不曾更新朋友圈，点开那个写着“fighting”的头像后只能看到“朋友仅展示最近三天的朋友圈”的字样。

周而复始几次，费萧也就不再发了。

柳小龙提议：“我们要不要去大学找他？我们知道他的学校和院系，说清楚也许就没事了。”

“他不回复，就代表不想见我们，”费萧说，“我知道他心里不好受。”

他想，还是尊重刘元的决定吧。有一天，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像高洛终于相信那件事不是他做的一样。

只是每次歌曲随机播放，跳到《一江水》的时候，他的心念都会一动。然后心又沉下去，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掀起波澜，但石子总要落进池底，安静地成为池水的一个构成部分。然后生活在延续，一如既往，在旁人眼里不过是平淡无奇。

张俞提交了退役报告的那天，唐指导组里的人给张俞专门办了个欢送会，请他在京市的火锅店吃了顿饭。

火锅店得提前预约。他们去的时候，没约上的人在外面全副武装地排起长队。民以食为天，这话果然不假，就算外头再冷，为了一顿涮锅子，大家也愿意裹着围巾哆嗦着身体在街上等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