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成都有个做软件的小公司。老板三十出头，戴眼镜，说话慢吞吞的，不像个生意人，像个教书先生。他开发了一套工业控制软件，那套软件在今天看来可能连入门级都算不上，但在当年，是西南地区头一份。公司最红火的时候，手底下有四十多号员工，办公室在春熙路旁边一栋老楼的四层，楼下卖担担面，每到中午，整栋楼都是红油的香味。”

苏砚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但陆时衍知道她在讲谁。她讲的是她爹苏远舟。苏砚很少跟人讲她爹的事，不是不想讲，是讲不了。每次提到她爹，她都会说到一半忽然停住，然后换一个话题。但今天没有。今天她的声音很稳，稳得像是踩在自己家的地板上。

“后来这家公司破产了。不是经营不善，不是技术落后，是被人设局坑了。一个从上海来的大资本，联合一个懂法律的人，做了一个局。那个懂法律的人，是行业里德高望重的前辈，带了一大批学生，很多人现在还在这个行业里。他亲手设计了一份合同，合同里的陷阱藏得比玫瑰花底下的蛇还深。小老板当时不懂，签了。签完以后，公司就没了。”

苏砚停了大概三秒钟。那三秒里，宴会厅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厅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乐声，是哪桌客人过生日，在放生日快乐歌。

“小老板后来带着女儿搬了家。从成都搬到了重庆，从重庆搬到了贵阳，最后在贵阳郊区一个老小区里落了脚。他在小区门口开了个修电脑的小店，一天挣几十块钱，够交房租，够给女儿交学费，有时候还能剩下点钱带女儿去吃一碗肠旺面。加两份肥肠，女儿爱吃。有一回女儿问他，爸，你怎么不开公司了？他想了想说——开公司太难了，爸爸脑子笨。”

台下有人轻轻吸了一口气。不是叹息，是那种心疼到嗓子眼儿发紧的时候不自觉发出的声音。

“今天这个小老板没有来。”苏砚抬起头，灯光的反光在她眼睛里一闪一闪的，分不清是灯光还是别的什么。“他要是来了，看见他女儿站在这个台上，应该会挺高兴的。他这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大出息，最大的成就就是养了个女儿。女儿考第一他要跟修电脑的顾客说三遍，女儿拿了奖学金他能高兴得炒菜多放一勺油。”

她停了停。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女儿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记住了那家公司的名字，记住了那个资本的名字，也记住了那个懂法律的人的名字。记了二十年。”

台下的空气像是被冻住了。坐在第三排的几个科技圈大佬表情微妙——他们知道那个资本的名字，也知道那个懂法律的人的名字。这两个名字在行业里曾经是不可撼动的存在，直到半年前那场千亿专利案的终极庭审，一切土崩瓦解。

“很多人问我，苏砚，你一个女人，白手起家，把公司做到今天这个规模，凭什么？”苏砚把手从讲台上拿下来，挺直了背，“我告诉他们凭技术、凭团队、凭市场判断。这些都没错。但今天我想说一句真话——凭的是我爸那碗多加了一份肥肠的肠旺面。”

“他倒下了，所以我不能倒。他被人欺负了，所以我得学会怎么不被人欺负。他说自己脑子笨，所以我要把聪明练到极致。他失去了他做的东西，所以我要把自己的东西死死攥在手里，谁都不让碰。你们都说苏砚是铁腕，是女强人，是谈判桌上寸土不让的疯子——这些都没错。但这个铁腕，是那碗多加了一份肥肠的肠旺面喂出来的。”

她停了片刻。台下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然后她的声音忽然轻下来，轻得像是自言自语，但麦克风把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进了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爸，你听到没有？你女儿今天站在这儿，不是为了领这个奖——是为了告诉你，你当年倒下的地方，你女儿替你站起来了。”

苏砚退后一步，抬手擦了擦眼角。动作很快，快到台下大部分人根本没注意到。但陆时衍注意到了。他看见她的手指在眼角轻轻按了一下，然后迅速放下，重新握住讲台的边缘，指节微微发白。

掌声响起来了。不是刚才那种礼貌的、客气的掌声，而是一种从胸腔底部涌上来的、滚烫的、像是要把整个宴会厅的屋顶都掀翻的掌声。先是几个人站起来，然后是一排人站起来，然后是整片整片的人站起来。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拿纸巾擦眼睛，有人把手拢在嘴边大声喊“好”。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院士——八十多岁的人了，头发白得像雪——慢慢站起来，对着台上的苏砚深深点了一下头。不是礼貌的点头，是那种同行之间、战友之间、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之间的致意。

陆时衍一直站在她右手边，落后半步。他没有鼓掌——他的手在西装口袋里攥成了拳头。他怕一松开，自己也会忍不住。从他在停车场第一次见到苏砚、被她三句话顶得哑口无言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个女人很硬。比谁都硬。后来他慢慢知道她为什么这么硬，是因为她从小就知道，软了就要被人踩，而她已经被人踩过一次了，不能再有第二次。但今天，她站在全行业最耀眼的追光灯下，把藏了二十年的痛一口气全倒了出来，不是因为痛，是因为她已经够强了——强到可以把伤疤揭开来给所有人看，而不怕再疼一次。

典礼散场后，两个人没有跟其他人一起去宴会厅后面的酒会。苏砚说想走走，陆时衍就陪着她。两个人沿着酒店外面的步行道慢慢走，走到一个街角的小公园，长椅上落了几片银杏叶，金黄色的，在路灯下像碎了一地的光。

苏砚在长椅上坐下来，陆时衍坐在她旁边。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夜风吹过来，有点凉，陆时衍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肩上。外套太大了，袖子空荡荡地垂在两边，苏砚看起来像一只被被子裹住的猫。

“我刚才是不是说太多了？”苏砚问他，声音闷闷的。

“不多。”陆时衍说，“刚刚好。”

“那些话我憋了二十年。”苏砚看着脚边的银杏叶，“从来没跟人说过。连我助理都不知道我爸是干什么的。但今天站在台上，那个灯光一打，我忽然就不想憋着了。不是憋不住了——是不想憋了。”

“因为你不需要了。”

苏砚转过头看他。

“以前你憋着不说，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你心里的地基。你怕一说出来，地基就露出来了，被人看到了，就会有人往上面砸石头。”陆时衍看着她的眼睛，“现在不一样了。你把那栋楼盖得够高了，高到地基露出来也没关系。因为谁都够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