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见方以恒。”她忽然说。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现在？”

“现在。”

方以恒被安保部控制在十七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他没有逃跑，甚至没有试图删除任何文件。安保部的人说他进来之后一直坐在椅子上，没有动过，像是在等什么人。

苏砚推门进去的时候，方以恒抬起头。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眼睛是红的，布满血丝，显然整夜没睡。他看到苏砚身后的陆时衍，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声。

“陆律师也在。也对，我应该被起诉了。”

苏砚在方以恒对面坐下。陆时衍没有坐，靠在门边，双手插在口袋里。

“你母亲在哪个国家？”苏砚问。

方以恒愣住了。他显然没想到苏砚的第一句话会是这个。他以为会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者是“你知道后果吗”，再或者是沉默很久之后吐出一个“为什么”。

“加——加拿大。”

“什么病？”

“胰腺癌。三期。”方以恒低下头，“去年查出来的。国内的医生建议手术，但风险太高。加拿大那边有一个临床试验项目，可以尝试新方案。费用是两百万。我没有两百万。”

“所以那个基金找上你的时候，你就答应了？”

方以恒苦笑了一声，那个笑容里没有辩解，只有纯粹的疲惫，“不是主动找的。是我在网上发了一个求助帖，问有没有人能借钱给我，我可以签任何合同，可以用未来的工资抵押，可以——什么都行。帖子发出去三天，有人私信我，说他们是海外一个医疗救助基金，可以帮我垫付全部费用，条件是——我要帮他们拿到‘星核’算法的核心代码。”

“那个基金叫什么名字？”

“他们让我叫‘青鸟’。”

苏砚和陆时衍交换了一个眼神。青鸟——当年导师案中，被冻结的那批海外资产转移的渠道之一，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医疗基金，它是一个幽灵，从上一代人的恩怨里飘出来，落到了下一代人的肩上。

“方以恒，”苏砚的声音依然平静，“你知道你拿走的那些代码，如果落到竞争对手手里，公司会损失多少吗？”

“知道。”方以恒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你知道这是刑事犯罪，会判多少年吗？”

“知道。”

“你知道公司里还有十几个跟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加班到凌晨就是为了把‘星核’按时推上线，现在因为你，他们的努力全部白费了吗？”

方以恒的肩膀开始剧烈地抖动。他在哭。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把自己缩成一团、拼命想把声音压下去却压不住的哭。

“对不起。”他翻来覆去就说这三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苏砚站起来。陆时衍以为她要走，但她没有。她走到方以恒面前，从会议桌上抽了一张纸巾，放在他手边。

“你偷了我的代码，毁了我的项目，辜负了我的信任。这三件事，我不会原谅你。”她说，“但你母亲需要治病。这件事我帮你。”

方以恒猛地抬起头，满脸的震惊和不敢置信。

“公司有一个公益基金，叫‘苏远舟医疗援助计划’，是我用我父亲的名字设立的。专门资助那些因为经济原因无力承担治疗费用的人。你母亲符合申请条件。法律程序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不能因为是病人亲属就免除刑事责任。但治病这件事，不用你去偷。”

方以恒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张了张嘴，说不出一个字。

苏砚没有等他说话，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陆时衍跟在她身后，没有说话。

走了一段，苏砚停下来。她没有转身，背对着陆时衍开口：“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如果下一次还要不要选择信任。我想好了。”

“选什么？”

“还选。”苏砚的声音很轻，但没有犹豫，“不是因为我相信人性不会变坏。是因为——我不想像那个房东一样，像那个街道办的小领导一样，像那个让老太太坐在马路牙子上的系统一样。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

陆时衍没有说话。他走上前，把苏砚的手握住。

她的手指很凉，凉得像那杯没喝过的咖啡。陆时衍把她的手翻过来，手心朝上，把那张在办公室里苏砚折成小正方形的纸巾放了进去，然后合上她的手指，像是在完成某个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仪式。

然后他看到了苏砚的嘴角。那个弧度很小，但他看见了。是那种被精准打击之后嘴角微微扬起的弧度，和那场庆功宴上她听到“保留进一步追究的权利”时一模一样。

“什么事？”陆时衍警觉地问。

苏砚收回手，开始往电梯口走。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还站在原地的陆时衍，“我忘了告诉你，我也给方以恒准备了一份‘庭外和解’的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