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华、陈向东、周明，还有几位火箭系统的总师，正在看墙上的一张图——那是“天宫空间站核心舱”的初步构型，旁边标注着：预估质量：15.2吨。

“问题就在这里。”长征二号F火箭总师刘志坚指着数字，“我们的长二F，改进到极限，近地轨道运力能达到9.5吨。长二捆（CZ-2E）改，能到12吨。但15.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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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摇摇头：“要么减重，要么分两次发射，在轨对接。”

“减重空间还有多少？”李振华问。

周明调出设计报告：“生命保障系统已经优化了三轮，减了300公斤。结构材料用了新型复合材料，减了500公斤。还能减的……只有科学载荷了。”

“科学载荷不能减。”陈向东说，“空间站如果没有足够的实验能力，就失去了意义。”

会议室陷入沉默。

这时，门开了，叶菲莫夫走进来——他是被临时从燃烧实验室叫来的。

“李总，您找我？”

“叶老，坐。”李振华指着墙上的图，“我们在讨论空间站的运载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叶菲莫夫看了会儿图，忽然问：“为什么一定要一次发射15吨？”

“效率。”周明解释，“一次发射完成，系统集成度最高，风险最小。”

“但如果没有合适的火箭呢？”叶菲莫夫反问，“在苏联，我们建造‘和平’号空间站，第一个核心舱‘礼炮-7’重18.9吨，是用质子号火箭发射的。但质子号是1965年就首飞的老火箭了。”

他走到白板前：“如果当时我们坚持‘等新火箭’，‘和平’号可能永远建不成。但现实是——我们用现有的工具，做了当时最该做的事。”

“您的意思是……”

“分两次发射。”叶菲莫夫画出示意图，“核心舱分成两部分：生命保障核心段和实验舱段。先用长二捆改发射核心段，在轨调试。半年后，再发射实验舱段，对接。这样每发载荷都在12吨以内，现有火箭就能胜任。”

“但对接风险……”刘志坚皱眉。

“对接风险，总比造不出新火箭、项目无限期拖延的风险小。”叶菲莫夫说，“而且，神舟飞船不就是在练习对接吗？这是连贯的技术路径。”

李振华沉思着。他想起弗拉基米尔昨天说的话：“有时候，最务实的方案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但是唯一能走下去的方案。”

“还有，”叶菲莫夫补充，“分两次发射，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可以在第一次发射后，根据在轨实测数据，优化第二次发射的载荷。这是苏联建造‘和平’号时的经验：他们在发射第二个舱段时，修改了30%的设计，因为从第一个舱段学到了东西。”

这打动了李振华。不是被动妥协，是主动利用分阶段发射带来的学习和优化机会。

“好。”他做出决定，“按这个思路重新规划。周明，你带队调整设计方案，目标：单个模块不超过11.5吨。刘总，你负责长二捆的适应性改进。”

“那新火箭……”陈向东问。

“同步启动预研。”李振华说，“但不是为了‘天宫’一期，是为了二期、三期，为了未来更大的空间站，为了……深空探测。”

他看着墙上那片代表太空的深蓝色：“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看不到中国宇航员登陆火星。但我们可以为他们铺好第一段路——用最务实的办法，把第一座空间站送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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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振动试验室

王工和弗拉基米尔已经算了六个小时。桌上摊满了俄文和中文的计算稿，还有一堆从苏联带来的泛黄资料——那是“联盟-18A”事故的原始数据。

“这里，”弗拉基米尔指着一行数字，“你们看，激波频率随马赫数的变化不是线性的。在1.2到1.5马赫之间，有一个平台区，频率稳定在42-44赫兹。”

“所以如果逃逸发生在1.2马赫以下，或者1.5马赫以上……”王工眼睛亮了。

“激波频率就会跳变，避开结构的共振点。”弗拉基米尔点头，“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确保逃逸发生时，火箭的速度不在这个危险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