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业发射服务联合体”那封不点名的、软中带硬的“关注函”，被李振华当成了动员令，而非紧箍咒。

“鲲鹏”项目组内部简报全文刊载了这封函，并附上了李振华的亲笔批示：“对手的诋毁，是我们价值的最好证明。用更高标准、更快速度、更好结果，让他们的‘关注’，变成对我们的‘仰望’。 ”

批示用词很重，但也很提气。简报下发到每个研究室、车间、班组，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讶、不解、愤怒，最终化为一股沉甸甸的紧迫感和不服输的劲头。外部的压力，有时比任何动员都更能凝聚人心。争论、抱怨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频繁的加班、更激烈的技术讨论、对质量更苛刻的要求。

“他们越怕，说明咱们做对的事！”一位车间主任在班前会上，指着墙上简报的原话说，唾沫星子差点喷到前排脸上。

震动之后，是更扎实的行动。格里戈里主持的复合减震方案，迅速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图纸堆满了半个工作间。叶菲莫夫带领的材料和工艺团队，对叶片工艺的控制点，从一百四十七个，增加到二百零五个，并开始着手编写第一版正式的《工艺白皮书》。陈向东在解决家庭矛盾后，一头扎进“鲲鹏”平台的临时动力系统改装现场，几乎住在船厂，协调各方，催进度，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现场问题。进度表上的节点，被一个个用红笔狠狠划掉，然后又在旁边标注上新的、更紧凑的完成时限。

整个研究院，像一部精密复杂的仪器，在无形的压力驱动下，高速运转，发出低沉的、不容置疑的轰鸣。

然而，在高速运转之下，一些更微妙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这天下午，后勤处长老马，揣着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敲开了李振华的办公室。

“李总，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老马搓着手，表情有点为难，又有点跃跃欲试。

“什么事？是食堂饭菜又有意见了？”李振华放下笔。他知道老马这人，小事不找他，找他的事，要么是麻烦，要么是麻烦。

“不是不是，食堂好着呢！”老马连忙摆手，然后压低声音，“是……关于那些专家，特别是苏联来的，他们的家属安置。”

“安置？”李振华皱眉，“不是都安排好了吗？专家公寓，子女入学，生活补贴，都按规定落实了。出什么岔子了？”

“没岔子，都挺好。”老马凑近一点，“是……太好了，有点闲不住了。您是不知道，叶菲莫夫院士的夫人，娜塔莉亚同志，这几天老往家属区的小菜地跑，还找食堂的老赵，非要帮忙腌酸黄瓜，说咱们这儿的大白菜腌法不对，要教我们用他们的法子。还有谢尔盖同志的夫人，伊琳娜同志，是学声乐的，在家属区活动室教几个孩子唱歌，教着教着，就成半个合唱队了，还问我们这儿有没有乐器……”

老马说着，翻开他那笔记本，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好几行：

* 娜塔莉亚：要腌酸黄瓜，缺茴香籽、月桂叶（已从友谊商店购得）。建议食堂搞“国际风味窗口”，她可指导。

* 伊琳娜：需要手风琴一架（旧的也行），继续教唱，建议“六一”儿童节可组织演出。

* 巴维尔院士儿子（安德烈）：想踢足球，但没场地，在空地上踢碎玻璃窗一块（已赔钱）。建议划块地，组织“中苏少年足球友谊赛”。

* 几位年轻专家家属：希望开设“初级汉语班”，每周两次。

李振华看着这些琐碎又具体的事项，忍不住笑了。他想起前阵子广播站小张跟他提过，苏联专家家属对播放的苏联歌曲很感兴趣，还提了些建议。看来，这些来自远方的工程师和他们的家人，在度过了最初的适应期后，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主动地融入、甚至想要改造这片临时的家园。

“这是好事啊，老马。”李振华合上笔记本，递还给他，“这说明人家把这儿当家了，有心气儿，想找点事做，想跟咱们打成一片。是好事，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