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组只有五个人，除了组长王治，其余的人都在二十五岁以下，最小的甚至还没有满十七岁。A组和其他研究组不同，不接受上面指派的研究课题，也从来不会以组长的名字命名，如果组员有了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也可以随时单独出去，在所里招一批人，建一个自己的研究组。

平时的日子里，A组都聚在研究所D座的第五层，那里常年像个沙龙一样，有沙发有空调，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书--我曾在那里找到一本书。组员平常都聚集在那里，交流各自的想法，用当年院长的话来说，是“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

A组成立的初衷，是聚集R大最有潜力的年轻人，我的导师--后来被提前退休了。他曾经说过，R大研究所的未来，就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我当初没能正式进入A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初我还没成年。那时候，A组的人在工作上享有绝对的自由，只有一样，档案和身份，都必须留在国内，换言之，你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

中国的人才流失，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非常严重的。

泱泱大国，花了十多年时间培育出一个人才，只要送到国外留一趟学，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当初我在R大读书的时候，同校的两个物理天才，郑元森和黄晞，现在都在接受“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毒害，在那里钻研科学。

这都是题外话了。

和专出文人的B大相比，R大从来都不是什么有骨气的大学，进B大的学生和进R大的学生其实并无差别，都是高考上来的学生，白纸一张。但是，B大出来的人中，有的是针砭时弊，骨子里有铮铮傲骨的书生。而R大却只出两种人：一种是埋头苦干，沉浸在学术世界中，不谙世事的科学家。

另一种，则是像现在R大的领导层和大部分R大出来的学生一样，也许在专业领域的成就不错，但是人品和骨气都不能保证的芸芸众生。

当初沈宛宜就说过，像俞铮那样的人，其实是进错了学校。如果他是B大的学生，也许还有点活下来的可能--毕竟，B大的那股敢于掀起大跃进的骨气，从来都没有磨灭。那些巨贪也不敢轻易惹B大的人。

可惜他生在R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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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去了一趟华教授家里。

华教授今年已经65岁了，当年我退学的事闹得满城风雨，是他第一个站出来和学校据理力争。

那时候我还在他手下读书，他找我去谈话，他说：“许煦，你不用退学，年轻人都会犯错，我们不是迂腐的人，不会把生活上的事和学业混为一谈。”

他说：“既然剑桥容得下牛顿，我R大也容得下你许煦。”

但是R大没能容下我。

因为容不下我的不是R大，而是李祝融。

而我也不是牛顿。

我没有再学物理，我考了个现代法学的学位，跑到了南方，在C大教起了书，事实证明，人聪明点还是有用的，我背起法律条文来很快，三年转了副教授。二十七岁那年我当了主任。C大的法学院如同鸡肋，没什么竞争，评职称还是很快的。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物理了。

华教授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开门的是师母，她很年轻，才五十出头，她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听说我是华教授的学生，又看了看我提着礼物，不像是什么坏人的样子，还是让我进去了。

我记忆中的华教授，是个地道的北方人，身材高大，正当盛年，满头的头发都是乌黑的，动作永远矫健有力，是R大最睿智的学者。

而现在，我看见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穿得厚厚的棉衣，盖着毛毯的老年人，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在那里打着瞌睡。

十年的光阴，究竟可以把一个人改变到什么程度？

十年之前，我是个无知无畏的大学生，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逼得离开R大。赶走我的人，叫做李祝融。

十年之后，我是个因为“上面有人”，而被强行空降到研究所的外来者，空降我的人，也叫做李祝融。

第2章

从华老师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看到家属区前面有人挑着鸡在卖。想起中饭还没着落，就买了一只回来。

回来才发现，自己刚搬过来，锅碗瓢盆一概没有，还得去超市买。

其余的倒是买齐了，只没有一样——高压锅。于是我决定去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