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向来以孝治天下,即便是官家，事关孝道，也必须以孝为先。

所谓上行下效,孝之一字,有时候甚至凌驾在律法之上,比如大宋律法中对父杀子和子杀父的规定,就非常双标。

父杀子，判罪极轻，若是碰上宽容些的官员，甚至会直接无罪释放,而子杀父呢,却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即便是原因可寻,也绝对是死罪难逃。

归根结底，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法与情并列，才会出现这种判刑。

朱耿白一案，朱耿白已经确认是江洋大盗，而张银花杀他是替父母亲人报仇，且是在告到衙门无果后,才选择自行复仇。

依律法而判，故意杀人，自然是杀头的死罪，但从情理来讲，自可从轻判决。

“太宗雍熙年间，京兆府鄠县曾出过一桩轰动朝野的复仇案，一名叫做甄婆儿的女子回乡扫墓时,提着斧头砍死了杀害其母的凶手董知政，此案倒是与本案十分相似。”

这案子，包公知道，而就是因为知道，才不好下判决的度。

但白玉堂却不知，故问：“那这案子，最后是怎么判的？”

黎望抬头看了一眼包公，才道：“当地官员在抓住甄婆儿后，知晓内情，便对她心生同情，故而直接上报朝廷，请陛下裁决。”

“然后呢？”

“太宗嘉其能复母仇，特贷焉。”简单来讲，就是太宗也觉得甄婆儿替母复仇，情有可原，所以赦免了她的罪行。

换句话讲，宋朝替血亲报仇是否犯法一事，虽未在律法直接言明，但因为判案的都是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文人官员，且有太宗断案在先，之后判决，都只能比照着来。

当年太宗如此断案，必有施政因素在里面，但延续至今，俨然已经成为了一条判案依据。

故此，包公要判张银花罪行，要么从轻，要么从无，以黎望对包公的了解，包公应该是更倾向于前者的。

只是李城南是朝廷命官，此案必然会上达天听，按照包公在朝中树敌的情况，百分之九十九会有人提出异议，甚至可能要以此来攻讦包公执法过于严苛。

不过到时候为难的，就是官家了。

“既是如此，大人何不判那李夫人无罪？”白玉堂忍不住恳切道。

包公看了一眼白玉堂，忽然明白为什么展昭觉得白少侠不能入公门了，与展昭相比，这位白少侠身上显然带着浓重的江湖义气，其能做个好侠士，却不能做一个好官员。

“白少侠的建议，本府会好好思量。”包公说罢，又道，“知常，你过来，是辞行的吗？”

“是，小生明日还要上学，故此特来向大人辞行。”

既然包公认为他要辞行，那他就辞行吧，毕竟张银花的案子事实证据俱在，判决的事自有包公头疼，跟他没太大关系。

“路上小心，莫着了凉。”

包公说完，外头就有人来请他去，看方向，正好是方才李城南跑掉鞋都没在意的院子。

等包公离开，五爷才道：“不是吧，你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