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怎么会，一定有优惠，一定优先安排，肯定是头一炉。”杨副厂长语无伦次地说道。

“那个村支书呢，我们想和他聊聊。”杨副厂长的回答让杜雨菲很清楚，他完全不知情，自然没兴趣继续纠缠下去，开口问道。

“好……我这就去找。两位领导，你们稍等，稍等。”杨副场长连忙三两步跑了出去。

没多久，杨副场长又回来了，满头大汗，一个劲儿地搓着手，嘟囔道：“哎，真是的，刚才还在的，怎么就不见了？啧啧，茂林也是的，把烂摊子甩给我们，这算什么事嘛？”

“杨副场长，那你说说，村支书来了，跟你是怎么说的？”杜雨菲收起之前对待他的态度，神色庄重地问道。

“他们送死者来的时候挺急的，说是县领导有指示，为了维稳，直接要求进炉，我们也只能听从他们的意见。”杨副场长想了想说道：“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县领导和公安局有时候还要求我们配合，尸体火化了，家属也就闹不起来了。”

杜雨菲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今天有没有领导提这个要求？”

“没有……”杨副场长茫然地摇摇头：“我们看有村里的介绍信，杨支书还亲自来了，也就信了。再说了，我们要坚持不办，他们会闹事的，你们看见了，他们警察都不怕，你让我们怎么办……”

听到他们的对话，杜雨菲心里骤然一阵悲哀，良久无语。

基层的一些干部，很多时候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他们以为按照领导或人情为依据办事，是合情合理的，却从不考虑是否符合程序或法律。

就像县医院和火葬场的领导们，他们被患者或死者的闹事搞怕了，只要能息事宁人，不太离谱的事，能办就办了，要不然，闹出事来，难受挨批问责的还是他们。

中国人的人情与领导要求，让人在愤怒之余，有种无语感。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照顾和偏袒，有的时候所产生的困难远比破案的难度更加让人难以克服。在部分人的脑子里，似乎照顾认识的人，照顾有关系的人，是远远排在法律之前的，或者说，情和法，也是情在前，法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