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的走廊总带着消毒水和旧地毯混合的气味，像被遗忘的抽屉里翻出的毛毯。陈昭推着轮椅，林知夏跟在后面，脚步很轻，鞋底沾着后院的泥，没擦干净。

程母躺在病床上，左手攥着那把向日葵伞，指节发白。伞面已经褪色，边角裂开，露出里面锈蚀的金属骨架。护士刚替她换过床单，床头柜上摆着半杯没喝完的温水，杯沿留着一道淡红的唇印，像干掉的血。

“她醒过两次，”护士压低声音，“第一次喊‘林家丫头’，第二次……画了这个。”她指了指病历本，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画着一朵向日葵，花瓣七瓣，茎干断了一截，像被折过。

林知夏没说话。她走到床边，从外套内袋掏出那个铁皮蜡笔盒，打开，取出那支浅橘色的蜡笔。笔身温热，是她刚才在走廊尽头的饮水机旁捂了五分钟。

她没说话，只是把蜡笔轻轻放在程母枕边，离那把伞只有一指宽。

陈昭站在门边，没动。他左手无名指的旧疤在灯光下泛着浅白，像一道没愈合的旧信。他记得那年林知夏替他包扎，说：“别乱动，线头会勾肉。”那时她手里也捏着一支这样的蜡笔，白的，刻着1998.10.3。

程母的手指动了。

不是抽搐，不是痉挛，是极轻的一颤，像风吹过窗台的薄纸。她的指尖，缓慢地、一点一点，蹭过病历本的纸面，沿着那道歪斜的向日葵轮廓，又画了一笔。不是补全，是延长——画出了一条细长的、断掉的伞骨。

林知夏的呼吸停了半拍。

护士没察觉，转身去调点滴速度。陈昭却看见了——那条线，和林知夏十岁那年在孤儿院后墙涂的那幅画，一模一样。当时她用的是半截铅笔，画完被院长骂“乱涂鸦”，她蹲在墙角，舔了舔铅笔头，说：“甜的。”

陈昭的喉结动了动，没出声。

林知夏终于抬眼，看了他一眼。那眼神没怨，没恨，像看一场下过雨的黄昏。

她转身，没再看程母，也没再碰那把伞，只是轻轻合上蜡笔盒，放回口袋。铁皮发出一声闷响，像旧钟楼卡住的钟摆。

陈昭跟了出去。

走廊尽头的窗开着，风卷着几片枯叶撞在玻璃上，沙沙响。他没问她要不要再进去，也没问那支蜡笔的事。他只是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U盘，递过去。

“你猜对了。”他说，“程母当年的日记，扫描件。我上周从她私人律师那儿拿的。她没删，只是锁在保险柜最底层。”

林知夏没接。

“你为什么现在给我？”她问。

“因为……”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你没哭，也没骂。你只是放了一支蜡笔。”

她终于伸手，接过U盘。指尖碰上他的，凉的。

“你早知道林家破产是她做的？”她问。

“我查到那笔拨款流向沈母账户时，就猜了七分。”他没躲开她的目光，“但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怕你恨我，也怕你走。”

她没答。只是把U盘塞进裤袋，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你去查过沈母？”她忽然问。

“查了。她认得你母亲。”陈昭说，“她说，你母亲是唯一没要她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