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怀感激地搁下了言说人开始筹划安德的游戏。在那年秋天我辞去我在计算！的职位之前，在这个位置上我只待了九个月（我恐怕，我再也不会踏入公司职场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在那年圣诞节前开始写安德的游戏，当中暂停了一段时间到犹他州推广我的小说圣者，然后回家又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了那本书。

接着我转向言说人，然后真正的麻烦开始了。到了这会，当然了，书名从死亡言说人换成了逝者言说人，按我在安德的游戏结尾阐明的概念。至此，安德这个角色的发展之多，令我起初计划的言说人的开场几乎是可笑的。我原本（除了“序章”之外）是从安德到达路西塔尼亚，恰好赶上言说一个叫马考恩的老混球的死写起。但那显得空洞，空虚，就是行不通。于是我回到计划板上从头开始。

这本书我开头了好几次，每次写得多一点，但每次都被梗住了，因为还是不对头。我不知道“对头”的是什么样，当然了——不过我的确写下了好几百页“错误”的。（在挣扎写作言说人的这当中，我写完了小说毒虫（注：wyrs。同样，这本书译者也没有看过……），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言说人当中，以及，最终，异种灭绝当中的科学观念的预演——利用一种有部分智力的分子，它能让自己轻易适应于异星物种，从而接管控制他们。）

最终我认识到我不得不从诺婉华这个人物起头，在最初的大纲里她根本就不存在。皮波和利波两个人物，伴随着皮波的死亡，也出现了，大致跟你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书的最初几章当中的情节一致。但我还没搞定。这还是不够。我写下去了大概200页，然后这书又死在了我手里，我不知如何是好。

碰巧我的一个好朋友，格里格·凯泽，在计算！出版社工作。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把他从他高中英语教师的职位上雇出来（我想这事上他已经原谅了我），把他拉到北卡罗莱纳的人。当年我遇见格里格的时候，他是我七十年代在犹他州大学夜校部教的科幻写作班里我的学生。他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学生之一，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是个天才，所以老师对他们的任何成就都毫无寸功。他还是我所认识的人类当中最严肃的之一，那让我在他身边很紧张——实际上，如此紧张，以至于我仅有的几次彻底地愚蠢地迷路都是当他跟我一起坐在车里，我本该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情况下！有的老师啊！

（我一度如此确信格里格的一个故事卖得出去，以至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打了一个赌——如果在一年内它没能卖掉，我就沿着犹他州大学犹他校区里我们在那儿上课的奥森·斯本瑟大厅的走廊裸体跑一圈。那个故事没有在一年内卖掉——遭瘟的编辑们！——而后，可能是为了对美学的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吧，我赖掉了这笔赌债。由于那个故事的确在不久之后卖掉了，格里格再也没有要求我履行承诺，但他可还是有这笔赌债悬在我脑袋上呢。（注：参见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正当我在言说人上被卡住的当间，格里格和我决定到纽约去参加1985年的星云奖周末会。安德的游戏刚刚才出版，我们都没有任何作品列入候选。我们就是想到纽约去，去参加星云奖，那为什么不去呢？我把言说人的稿子带去给他看——也许是我事先把它给他看——我现在记不得了。不过我的确记得那会我坐在他床头上，他躺在那儿阐释他在言说人里看到的问题。

他很有些好点子。当然了，其中大多数只是对目前稿子的一些问题做些小修订。不过，他的一个批评让我豁然开朗。“我没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他说，“我记不住谁是谁。”

那时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能确切地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还不是人物。他们不过备位而已。起初我玩味着简单地砍掉他们的主意。在我的小说圣者当中，我在我的主人公的一个妹妹身上遇到了麻烦——我老是忘了她的存在，动辄把她忘了，一忘几百页。解决方案是，无情地消灭这个人物：我让她在婴儿时期夭折。但处决在这里并不是合适的举动。因为我希望诺婉华是自愿孤独的，我必须让她对她的邻居们而言本来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一个路西塔尼亚这样的天主教殖民地当中这意味着诺婉华需要有一大票孩子。

可我对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故事里面要做什么毫无概念。等你读过言说人之后，你会理所当然地疑惑这个故事要是没有诺婉华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而答案是，它会所剩无几！但那时我还没有在故事里安排他们的位置；但其中有某种东西让格里格希望他们变得更重要些——让他希望能把他们分辨开来。

这意味着丢掉最初的两章之外我至此所写的全部章节（并且，实际上，我最后是从头开始重写了这本小说），但很快，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点就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最终的点子，会推动我完成全书的点子。我之前曾观察到科幻小说共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角看起来都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成人（注：希腊神话。雅典娜其母为智慧女神，父亲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惧她可能就是预言中要推翻其统治的儿女，于是将其母吞噬。但之后他头疼不止，不得不劈开头颅，雅典娜就从劈开的缝隙中跳出来，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浑身披挂甲胄。）——没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诉你他们死了，或者他们是人性如此恶劣的样本，让主角急不可待地要离开家乡小镇。

还不光是没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说的主角会结婚生子。简而言之，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主角们都完全是永远的青年（注：参见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们居住在永不岛上，永远长不大），孤独的流浪者，在宇宙中游荡，逃避责任。这并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变的主角必然是个正在经历人类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儿童期——我在我小说中最经常涉及的年纪——是个完全依赖于他人来创造我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时候。小孩子们乐于接受其他人告诉他们的哪怕是最荒诞的故事，因为他们既乏条件也无勇气质疑。他们成群结伙，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独立，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

不过，渐渐地，这种依赖性消失了——然后，当孩子们初次窥见一个和他们以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们就会打碎成年人加诸他们的最后的桎梏，就像一只雏鸟从最后几片蛋壳中挣脱。浪漫故事的主角是无拘无束的。他不属于任何社群；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观点判断的好事），但随后就离开。这是青春的生命，充满了热情，激动，魔力，和无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责任感，很少会想着必须留下来承担错误的后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以双倍的速度和双倍的分量在进行。

只有孤独变得不可承受的时候青年人才会让自己扎根停留，或者想要扎根停留。那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他们童年时所在的社群，他们进入成年以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回复他们在童年时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在成年后失败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追寻青春的自由和热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们创造了文明。

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是关于青年主角的，是的——但这只是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是给青年人看的。这并不是在说关于青年人的小说就必然是青春小说，无论是从面向青年读者的角度还是从小说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数故事叙述者创作他们的传说时仍然围绕着四处游荡的主角们——或者是为了故事变得四处游荡的主角们。除了青年人，还有谁能自由自在地进行我们到故事叙述者那里要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寻求着的冒险呢？

但对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个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个文明人的：那些关于孩子们和成年人们，关于责任和归属的故事。多年来，自己也还不是个成人，我一直专注于孩子的视角，但到写逝者言说人的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并且也许（终于）够文明了，能从一个成年人的观点——不必是父母的视角，但得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来创造一个小小的家族社群。这个成年人应该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们应该被写成一个整体和每个成员都饱受苦难的家庭。如此一来，我开始将逝者言说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展示些在这一类关于奇观壮景的故事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我可以展示一个变化中的家庭的奇迹。

在此决定下，自然，焦点改变了。小说不再单单是关于异族小家伙们的神秘故事。现在它至少同样多地是关于诺婉华的家庭的救赎，他们这受伤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关于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迹镇的社群，小家伙们部族的社群。

这并不好写。大多数小说都仅仅展现两个，或者至多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当中，创造每个人物的难度都会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数作家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来塑造的。如果只有两个关键人物，那就只有一个关系要探讨。不过，如果有三个人物，那就有四个关系：a和b之间，b和c之间，c和a之间，还有最后，三人全体一起的关系。

而且这都还没开始涉及复杂性——因为在真实生活里，至少是大多数的人们，在他们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至少会有些许的改变的。这些改变有可能相当重大——我清楚记得我在犹他州的夏日阳光剧院做演员的那个夏天。我那时19岁，极力要说服自己和他人我是个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员在一块的时候我变得至少跟他们当中大多数未成年人一样粗俗——不，是污言秽语，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话说得流畅伶俐些，并从其他人那里博得了属于我的一份笑声。但整个这一段时间内，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疯狂的速度下山，为了回到一个某些字眼绝不可以说出来的家里。我没有说出他们。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一次也没有说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剧院其他演员们面前那种说话方式。这也无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劳（参见后文注解）。我并没有想要改变我的举止，那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当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