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韦居然在去年跑去北京参加科举，还中了进士，授河间府推官，然后今年初就被土国宝给俘虏了，老家又接着被大明光复了，高珩崇祯十六年中的进士，然后甲申国变时逃回老家。

结果后来又跟着孙之獬他们去北京朝鞑子，授了个翰林检讨。

他的堂弟高玶也是去年参加鞑子山东科举中的举人，另一个兄弟高琭去年一起参加乡试不中。

高家唯一算是运气好站对了队的是高理，早年科举不顺，便干脆弃学从商，迁居青州日照，创办商号，拥有商船，事业有成，然后明军北上时，日照为明军光复后，他倒是顺应时势，马上归附，还捐银助饷，成了朝廷表扬的义商。

这两年依托大明，借着山东航线的兴盛，倒也是生意越发兴隆，也成了日照有名的富商。

相比起来，淄川高家却都站错了队。

其实不仅是高氏，六大族几乎都站错了。

比如说高韦的岳父，是张至发的长子，举人张泰来，虽然父亲是崇祯首辅，可在鞑子南下之时，虽然自己没去北京，却也拿出金银等让孙之獬等代进贡清帝。

他叔发张中发，是有名的书法大家，结果也给鞑子皇帝写了数幅字进献。

正是因为这些，所以般若书院重开，高毕虽幸存，却根本不敢接这山长之位。

以前般阳书院，历任山长基本上都是他们六大家的人，里面的学生，也多是六大家族及亲戚子弟，他们在这里读书制文，研习八股，也确实走出了二十多个本地进士，和几十个外县进士，以及无数举人秀才。

这在淄川，那是真正的第一学府。

但现在重新开学后，原来的学生却少了大半，孙王韩张四族的子弟，几乎没了身影。

高毕两家，也是低调许多。

书院招收了大量新学生，连山长都是家里早年从淄川迁往南京定居数代的。

新生里，甚至出现了谢迁、丁可泽的子侄，还有一些小户，甚至商贾之家，以往根本没资格来这里读书，现在却都堂而皇之的站在了书院里。

时代变了。

高张毕三家的那些本地名流士绅，此时站在那里诚惶诚恐，哪还有过去那种本地高门名流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