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画像——《上海女性》序

晓玉随笔 周远廉 2973 字 2022-09-29

我是个很地道的上海女性。

公元1944年盛夏,我出生于上海仁济医院。这个医院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坐落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很狭窄的小马路上——这条马路,就是我在本书所收之三个中篇中不厌其烦地写了又写的山东路。

我在山东路上度过了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年时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山东路情结。

我至今还记得仁济医院隔壁的天主教堂,顶是尖的,墙是红的,跨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天花板高高的教堂,去静静地听一会悠悠的歌声,就可以领到一块香香的豆腐干;我记得四马路(福州路)口的卖夜宵的担子,一头有热热的牛奶,一头有烤得香气诱人的鱿鱼干和面包片;我记得往那灯红酒绿的大马路(南京路)走须经过一个阴森森的外国坟场。夜间从围墙的豁口望进去,只见黑黑的树影和白白的墓碑,让我胆战心惊;我甚至还记得路口的那栋高楼,原来名叫慈淑大楼。在我很小的时候和大了一点的时候,都曾有人从上面跳下来。大人们说是因为股票跌了,或者说是因为成了“大老虎”了。我虽不懂“股票跌了”、“大老虎”是怎么回事,却深深地储进了记忆。我记得我念的小学就在山东路上。街面房子是一家剃头店,楼上便是教室,而老师的办公室正对着我家的窗口。天下雨了,老师对着我们家叫:“小玉啊,拿把伞来!”我“嗳——”一声,满怀着热切的得着了效劳机会的喜悦,急急地把妈的油纸伞和花套鞋放进网线袋里,奔下楼,窜过山东路,给我的班主任送去。学校里上过什么课早已淡忘,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校门口的小书摊和杂货铺。只要从外婆那里讨得一分钱,就可以很得意地去租一本书,很理所当然地坐到书摊边的小矮凳上去细细地看,背后站上两三个不花钱的小朋友。如果有了两分钱,那就可以去买一个装了许多花生米的三角包了。那花生米细而长,红而香,油性不大却是非常之甜的。

山东路的北端直通南京路,那是东方第一大都市的第一繁华商业街;山东路南边尽头是南市,有租界时它算作中国的本土;山东路往西便是当年的跑马厅即如今的人民公园,各类游乐场所鳞次栉比;山东路向东为黄浦江,江上的轮船固然是往来如织,但也常听说上面漂起由于各种原因而投江自杀的浮尸。

山东路是上海的繁华地段。山东路简直就是上海的核心。

生于斯,长于斯,我还称不上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吗?

我的祖籍却是山东。

我们姐弟四人中唯有我有幸去过一次山东老家。那年我刚满五岁。我记得了许多事。下了火车下了汽车还要走许多路。山很高,沟很深,而路上总是只有爹和我两个。老家的一位姐姐辫子又粗又长,而且是梳成一大根的,我伏在她背上去很远的地方看戏时,这根大辫子就总在我的怀里。黄米做成的粘糕很好吃,柿饼外面的那层白粉却太涩嘴。也有小朋友,也有小姑娘,圆圆的脸红得很,从门背后探过头来盯住我看。惭愧的是,记住了许多人和事却没有记住爷爷的模样,他老人家不久后便过世了。

虽然如此,而且仅一次,但毕竟是回过老家面觐过父老乡亲们的了。我的三个弟弟,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回归缘份。他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被卷入风行一时过的寻根热,对那片黄河下游的土地依依情深。但他们都跟我一样,很忠诚地在每次填写各类表格时,于“籍贯”一栏上,书上“山东邹平”这四个大字。

在上海的一千多万人口中,像我们这样的“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江苏人”……究竟有多少?我从未见到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我曾读过一本关于上海社会的书,那上面说,一百年前上海人口不到一百万,五十年前增至三百万,而如今则接近一千五百万之数了。这么多的上海人从哪里来的?很理论化的书告诉我们说,靠“机械增长”和“自然增长”。机械者,指外乡移民,我爹属此;自然者,指出生于本市的,我和我的弟弟们是也。所谓“上海人”,其实大多是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

所以在上海滩上,你要是向某一位满口上海白话的人发问:“你是哪里人?”那是很难得到“我是上海人”的回答的。

所以我的所有的熟人都知道我是山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