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司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由此联想到，我在与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交谈时听到他的上海口音，在电视里听到国际奥委会副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总觉得如果没有现代传媒，他们也会这么静静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头，无人注意。这是因为，这种口音带有一种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无身份特征。中国最早进入市民社会的地方，把现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语言中。没有等级，没有火气，没有警句，没有哲言，不擅讥讽，也不会激烈，却能藏龙卧虎、深不可测。

史久镛大法官比董建华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长了一辈，眼光更加淡然，脚步更加缓慢。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