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希望从文化层面上来解答，因此曾长久地陷入过苦恼。

终于在歌德那里获得了救助。那天我读他与秘书的谈话录，发现了一件让我惊异的事情。他本来早已迷醉于那些耶稣会传教士翻译的儒家学说，甚至被别人戏称为“魏玛的孔夫子”，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文化并不全然陌生。但是，当他偶尔读了一个中国的传奇作品，居然兴奋不已，当晚与秘书说了很多话，说终于明白，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欧洲人差不多。他甚至由此提出了“世界文学”的主张，成为后世比较文学研究者们的一个重要话题。

当我从朱光潜先生的注释里知道了他所读到的那个中国传奇作品居然是《风月好逑传》，惊讶变成了震撼。须知这在中国是一个三流的作品，而他是歌德！不是歌德失眼，而恰恰说明，不管哪一种古代学说都只是一种普遍化的抽象主张，歌德毕竟厉害，从一个三流作品中抓住了一点点感性的亮光，立即领悟。

那我也就明白，文化隔膜的“死点”在哪里了。

不在古典学理的译介，不在陶瓷、丝绸的喜好，也不在社会数据的把握。这些当然都能帮助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却都让过了中国文化的鲜活灵魂，那就是中国人的群体心理结构所衍生的个体日常情感行为方式。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又是中国文化的创造基座。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血色，因此也随之带来了耻辱和尊严。

要让欧洲人在这一个层面上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责无旁贷的是文学艺术创作，歌德的阅读经验已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个想法使我投入了一项耗时不短的研究，部分成果是在新加坡一个有关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的演讲会上发表的，题为《第四座桥》，即盼望中华文化在通达世界的大业中，除了已经架设的经典学理之桥、民俗技艺之桥和传媒信息之桥这三座桥梁之外，再共同搭建一座艺术创造之桥，来深层次地展现中国人的心灵情感。我还肯定了二十世纪在这一搭建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一些人物，分析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与诺贝尔文学奖、奥斯卡金像奖的距离和企盼。

与我一起演讲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台湾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和新加坡的艺术大师陈瑞献先生。大家都从不同角度发现了中华文明面临的机会和问题。听讲者都是从各地赶来的海外华人，那种黑头发、黄皮肤的宏大聚集，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好几年，这次在欧洲更加深化了我的思考。我以前的企盼，有很多已快速实现，真让人欢欣鼓舞。但随之又看到很多让人沮丧的现象，一边是在消除隔膜，一边又在增加隔膜。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还要进一步做清除隔膜的工作。不管要跨越多少历史和现实的麻烦。现在已经明白，这种消除和跨越关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自身更新，就像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造。只是文化并不是像世贸组织那样有一座明确的大门，进进出出全凭两方面的精神感应。欧洲人能从重重阻碍中感受到我们的好意吗？这是我一路上不愿开口却时时在关注的询问。

我有很多学生、朋友和读者已经长久地落户于欧洲各国，对他们我就开口了。谁知他们平日想得最多的是同一个问题，包括两个已经远嫁到欧洲偏僻的角落，生了几个孩子，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后与我通了电话的女学生。

她们根据道听途说，在电话里问起我在国内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