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砚回忆起自己七八岁时候的事情。

大概十年前，他爹陶圭还在县衙里做捕快，当时的知县蒲大人是个事必躬亲的，所以时常都会去外头。有的时候是看看河道、有的时候是看看田地。当年附近的几个县可没有今天这么安稳，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就有那么一伙刁民从临县流窜过来了。

“我爹就是护送蒲大人外出的时候，遇上了他们。”

“他虽然有些武艺，但双拳难敌四手，护送着蒲大人回来之后就伤重不治去世了。好在蒲大人只是受了些小伤，平安无事。”

“那，那些贼人呢？”

“当然是处死了，”陶砚道：“谋害朝廷命官，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被抓了回来，秋后问斩。为此，蒲大人还上书朝廷，狠狠地把风气治了一顿。”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蒲大人是个好官，我爹死后，蒲大人感激爹救了他，于是除了县衙发的那笔抚恤银子之外，还把这座宅子送给了我们家。在他还在任上的时候，也时常让蒲夫人打发管事嬷嬷来家里看看。”

“还考较过我学问呢。”

“就是我读书不行，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后来蒲大人即便是调任到了别的地方，每年也会打发人来一次，每次都会让人送满车的礼。”陶砚感慨，“若不是他老人家看顾，我们家的日子不会这般顺利。”

“如今他回来了，我们很该过去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