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采银获得的收益十分有良，“的一b理，搞不好就会出现大事，因此主流声音都是反对开矿。

不过因为这里面确实有利益可图，因此也有人赞同。

“往者银场不开，诸坑首匠作纠合亡赖千百成群盗采，甚至相警杀，劫掠乡村，有司捕之橄肆拒，诛之不胜。及闻开银场，冀复旧役，始忻然退散”

支持开矿的官员认为，开矿才能让那些无业游民有工作，则盗乱自息而利归国家，可谓一举两得。

不过那些都是因为开矿本身的问题，若是晚明可祝能够体系化制度化，于国应是大有稗益，可是在实际探中却根本不是一回事，特别是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的矿税，本

质上是对地方经济的一种盘剥，肆意压榨，掠夺民财。

当时神宗皇帝派遣内监陈增前往山东征收矿税，而当时山东矿产并不丰富，矿税名目实在难以设立，而陈增为了不空手回去，转过头来却开始收起了地方上的商税，严重扰乱了地方的行政和经济秩序，不少地方官员们表示反对。

对于神宗而言，他要的是钱，并不在乎钱到底是开矿得来的还是从商家手中得来的，所有弹劾陈增的官员们，自己反而倒了霉。

当时山县知县韦国贤、益都县知县吴宗尧遭陈增弹劾，先后被逮捕入京和下狱。山东巡抚尹应元上疏陈述陈增二十大罪，反倒落得个妄奏的罪名，被罚俸，而这些人也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在后来几十年里甚至酿出了很多民乱，像复社的张溥就在其中搞出了一个五人墓碑记的群体事件来。

如今，矿税名义上在万历四十八年被废掉，可是留给朝廷众臣们心里的却是一个大大挥之不去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