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提过，朝廷的征榷制度是极为严密的，然而这种体现只普遍存在于繁荣的大城镇。偏远的县城、山村，除非是官府有意管控，否则百姓自酿自卖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

基于此，官府为了酒税的增收，则会对买扑的大商户提高酒税。

先帝在位的晚年，江淮地区的酒税繁苛，商户们对此都颇有怨言。而官家即位后，改年号为明启的第二年，也就是两年前，便下令禁止各地增加酒税，同时各地统兵的官员不得再兼管酒榷事务。

然而诏令下来后，各地执行的却不是很严格，当地的酒务还是会借着各种理由增加酒税。

宋玉延寻思着酒课也是这些官员的政绩之一，而且还有利于他们中饱私囊，朝廷要求定下等额的酒税，不得随意增加酒税，他们自然不乐意了。

可是在今年的四月，官家再次下令，命令三司统计各地的酒税，然后取中间值，并以此定为统一的酒税标准，要求各地严格执行。

从原主的记忆来看，这回可跟两年前不一样，毕竟两年前都是各地的标准，地方官员都有各种办法提高酒税作为当地的标准。如今全国各地都统一标准了，酒务的官员即使再不乐意，也不得不严格执行。

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酒课定额了，他们却还有增加酒税的办法——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先前一直没有理会的民酿民卖的小买卖上。

之前在州府治下二十里外都允许自酿自卖，而且百姓没有通过酒坊买酒、也没有买官府的酒曲，所以酿了多少酒，官府是不清楚的，也就没有收他们的酒税。

等酒课定额的诏令下来后，酒务便不允许百姓自酿自卖了，哪怕是在小村庄，自家酿了酒，只要有人告发他买卖，酒务便能捉拿他。

许多百姓都害怕被定罪，所以要么不敢再酿酒，要么老老实实去交酒税。

孟水团因为偷偷卖酒被乡里人告发，所以酒务捉拿了他，还借机勒索他将之前卖酒没交的税给补上。

孟家明知酒务有意刁难，可是为了孟水团的性命，却不得不砸锅卖铁凑齐了钱交给酒务。

孟水团最终被放了，可孟家的日子却一日比一日难过。

和孟家一样情况的人家还有很多，加上一些天灾，底层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如此过了一年，在明启五年，一些遭受苦难又怀有野心的人便开始在明州一带犯上作乱，他们不敢打出造反的旗号，只能跟土匪似的，专门劫掠路过的商队、富户。